家乡的变迁
崔存文
我的家乡崔家岩，是泔河岸边的小村子，人口不足千人。
家乡的土地不算富饶，但足以养活世代居住的父辈。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淡的生活。
自打记事起，我最怕冬天的夜晚。整个村庄都被黑魆魆的夜色所笼罩，行走在街道上，我胆怯地牵着大人的衣襟，生怕丟失了灵魂，又要让母亲连念三天“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我儿睡到大天亮”的谚语了。
秋季适逢下雨天，满村庄都是泥泞路，黄土墙被雨水浸泡时间长了，泥水就顺着墙壁往下流，每到后半夜，不远处的院子里总有倒塌的声音传来，我用被子蒙着脑袋，紧紧地龟缩在炕的一角，心里好害怕。
年少时，我受不了农村的苦，渴望着外面的生活，想利用读书来改变我的命运，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总能在昏黄的油灯下见到我幼小的身影。
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多少文化，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到一起，但他们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时常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在我补习的那几年，父母始终未改变他们的初衷，一如既往地支持着我，为此，他们也受到了村上一些人的嘲弄和讥讽。记得那一年，我接到大学入学通知时，父亲高兴得满眼都充盈着泪花，“好着呢”这句话他一连说了好几遍，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再也不用和土地打交道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定居在家乡的小县城里。每到周未，我就回家转转，哪怕在老家待个把小时，心里也很满足，这不仅是父母在农村的缘由，主要是自己更多时候还有难以改变的恋家情结。
父亲是个性格豁达的人。五十年代他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农村互助组，在礼泉东乡一带很有名，当年，被县政府评为“先进个人”，奖锄头一把。人民公社成立后，他被群众推选为村长，直到“文革”期间，村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父亲才卸任。对于这段经历，父亲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讲过，每听一次，我都对父亲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有次，我从城里回来，见父亲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抽着当时只有九分钱的“羊群“牌纸烟，四、五个乡亲围坐在他的身边，东扯一句西拉一句闲聊着。
家门中的伯父，是一位老教师。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他给我们讲授语文课《猴子捞月亮》那篇文章，我至今都记得伯父讲解时那维妙维肖的样子。在我的印象中，伯父是个上懂天文下知地理的人。那天，伯父也恰好和父亲他们在一起，我就试探地问了问门前地窑的历史。他看了看我，很认真地说：“要说历史，我只能说这地窑有一百多年了，具体哪一年我也说不清，不过我和你父亲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的。”
“过去咱们村比较穷，粮食都不够吃，一年到头一个劳动日不到一角钱，年终决算时，不少人家还要给生产队倒贴，现在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我有个预感，照现在这个样子发展下去，我相信过不了多年，咱们村一定有很大的变化。”伯父自信地说。
“是吗？”我不解地问。
“你还很年轻，没有社会经验，要知道改革开放顺应了民意，是人民的企盼，发展是好政策的必然，孩子，再过些年你会看到的。”伯父说。
听完伯父的话，我虽有疑惑但还是点了点头。
一年又一年，家乡在改革开放改策的引导下，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每回一次家，我都被家乡的变化所吸引。村东的地窑己被砖混结构的平房所代替，崖底下居住的村民也己从地窑里搬出。街道整齐划一，大街小巷己硬化，下雨天不再是泥水满街流。夜幕降临，路灯映照着行人脚下的路。家家户户都装有空调、冰箱，个别农户也购买了小车，农闲时，带着家人四处去旅游。夏夜，灯下的水泥石墩上坐满了纳凉的人。
村南，泔河边的坡地栽满了梨树。春天大片的梨花盛开着，散发着透人的芳香；夏天，一眼望不到边的菜园，顺着狭窄的河道从西向东一字排开。若在釆摘季，你徜徉在菜畦中，便被那不同颜色的瓜果所吸引，有些不辨东西的感觉了。
新建的社区中心已成为村民娱乐的场所。每到下午，都能看到乒乓球案、篮球场旁村民锻炼的影子。崔家的豆腐脑、刘家的煎饼摊前，没吃晚饭的村民吃得津津有味。好多村民看到眼前的一切，情不自禁地说，这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村东，原先的砖厂废墟，现已改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养鸡场。一幢幢整齐的厂房，在蓝天白云下愈显壮观。据投资人介绍，这座投资400多万元的养鸡场，年产商品活鸡130多万只，产值近1000多万元，按照“农户+资金+技术”的“三变”模式，吸收农户资金180万元，为贫困户每月分红一次，受到了县农业局、镇政府和群众的好评。
现在，我不再为从县城回家而发愁，自家的小车已代替昔日的自行车，往日用石子铺就的备战路已成为平坦的关中环线，时间也从过去的用时1个多小时到现在不足半个钟头，每回一趟家，我都被家乡的变化感动着……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家乡面貌的变化真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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