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暖阳 悲哀的吴宓刘伟
当我站在吴宓的墓前，内心倏然生出阵阵悲哀。
默念着由陕西师大教授高元白先生撰写的吴宓墓志铭，看着衰败的荒草和墓碑前让人作呕的粪便和垃圾，我的心中涌出了无限的感慨：这里便是我长久以来仰慕的吴宓先生的坟茔！这位博古通今的文学大家就静静地长眠于这块制作粗糙、标点失范的墓碑旁，这位学贯中西文化的名人就寂寞地安睡在这片少人问津的破败坟堆中。
坟场的名字叫安吴寡妇坟。吴宓的坟莹，寂寥地偏处在吴氏坟地东北角不起眼的地方。
在民间，吴宓的名声无论如何也是赶不上安吴寡妇的。泾阳县安吴村的人，都知道安吴寡妇和她家的坟地；而安吴村现在的后人们，少有人知道寡妇坟地里的吴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他们更不相信这个取着生僻字名字的人，能给以安吴寡妇坟为旅游景点的贫穷村子带来什么好处和荣耀。吴宓，正在被他的故乡、他的村子所漠视和遗忘。
这，与其说是吴宓的悲哀，不如说是其故乡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而吴宓一生的风雨起落，也着实让人感到了悲哀。
在现代文学中，吴宓是悲哀的。他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定格为复古派，被伟大的鲁迅先生臭骂成了难以翻身的咸鱼；尽管在哈佛求学时他与学问超群的陈寅恪、汤用彤被称为“哈佛三杰”；尽管他所主编的《学衡》杂志所宣扬的文化主张，在今天看来确乎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借鉴的。
在教书生涯中，吴宓是悲哀的。一提起令“清华人”感到骄傲的“国学研究院”，人们记起的便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等“四大教授”。吴宓和他的同事们诸如刘文典、陈寅恪、胡适、徐志摩相比，甚至同他的学生钱钟书、季羡林、王力、曹禺相比，他总是一个游离于文化中心领域的“边缘人”；尽管清华园中那个“国学院”是吴宓创办的；尽管他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了国民政府“部聘教授”的殊荣。
在文革运动中，吴宓是悲哀的。“文革”中吴宓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他被打、被囚、被辱长达十年，令人发指的折磨，终致其成了又瘸又瞎的废人。在料峭寒风中，被人脱光衣服用冷水“提壶灌顶”；欲绝食求死时，遭人用泔水“鼻饲”得腹胀如鼓。求死而不得的吴宓，只能软弱地哭跪于地上，不停地向红小将磕头乞饶。尽管他态度端正地承认自己错了，尽管他知道应该用马克思的观点教课才正确，却仍然逃不过随后而来的厄运。
在家庭生活中，吴宓是悲哀的。晚年的吴宓，生活全然不能自理。女儿和他坚决脱离关系并拒绝赡养。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胞妹吴须曼，才得以从西南师院乞丐似的回到了老家泾阳，心力憔悴地度完风烛残年。尽管他生性慷慨豁达，乐为善事；尽管他一生忙于济助亲友、同僚和自己的学生。
垂暮晚年中，吴宓是悲哀的。神志昏迷的吴宓在生命终结前发出了让人颤栗的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教授，在吴宓心中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时代含义。去世时，吴宓全部的积蓄只有“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尽管他是留洋哈佛、牛津，集诸多学衔和光环于一身的饱学海归；尽管他是半个世纪执教诸多名校大名鼎鼎的“部聘教授”。84岁的吴宓，其经历再次印证了庄子“寿则多辱”的论断。
在中国北方一个冬日的下午，我思绪万千地站在吴宓萧杀的坟茔前，满眼尽是残碑、枯树、衰草和荒凉……心里一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哀！尽管，有冬日暖阳的照耀。唉！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学生处）（E）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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