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衡、求衡，衡何在？——回望吴宓大师的背影 杨军

泾阳县北的安吴堡村，已经不知道去过多少回了。

起初，是被安吴青训班旧址所吸引，思绪久久停留在那热血沸腾的抗战年代。随后，又被吴氏家族残留的深宅大院所吸引，目光时时流连在那砖雕石础之间。再后来，又被吴宓的生平所吸引，心灵常常震撼于一代大师的文化人格与坎坷人生。

故此，我常奇怪于这片土地，怎么纠结了这么多的民族存亡、家族兴衰、个人沉浮？！如果说，青训班作为一个群体，是在求存亡；吴氏家族作为一个商家，是在求发达。那么，吴宓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又是在求什么呢？

站在安吴堡村西吴氏家族的墓园里，面对吴宓那荒草覆盖的墓冢，我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思忖良久，我似乎终于找到了答案：他是在“求衡”。

衡者，秤杆也、准则也。他毕生追求的，是做人的准则、做学问的准则。为此，他建树宏茂，成就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文化人格，具有标杆意义；为此，他头破血流，落得了一个“敌笑亲讥无一可”的下场，具有悲剧色彩。

他本是一个可以与鲁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齐名的文化巨匠；他本是一个可以比钱钟书、梁实秋、季羡林等更为知名的学术大家，但却由于他的毕生“求衡”，由于他的不可变通，而屡遭批判、身殒名没。八十四年后，他孤寂地葬在了他出生的地方，回到了他人生的起点。而把满腹的学问、一生的是非，都托付给了墓上的荒草，不管后人看也罢，不看也罢，春绿冬枯，自行其是。

想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他1978年临终前的呓语：“给我开灯！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教授！在他心中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名称！要知道，他是在1977年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到老家安吴的，当时“犹似老农，棉衣鹑结，衣食难继”。而他并没有忘掉他是一名教授，一名文化的守望者！他竟以为用教授这个他心中最为圣洁的词语，就可以镇住一切邪恶、驱逐一切愚昧！

邓小平曾说：“像吴宓这样的学者，是文科领域的李四光。”这是指他的学问而言。

他学贯中西，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执教于西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名校，是中西比较文学的鼻祖，是文学家、国学家、红学家、翻译家、诗人等等。钱钟书、曹禺、李健吾、穆旦、梁实秋、周汝昌、季羡林等皆出于门下。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径可以躲进书斋，以他的才学，无论在哪方面，都可以筑起高峰，让后人仰视。但他却不忍于新文化运动中民族文化价值的被忽略，与柳诒征、梅光迪、胡先驌、汤用彤、缪风林、王国维、林宰平等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创办了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既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又大力引介西方文化与文学，还倡导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并由此成了“学衡派”的领袖，埋下了一生悲剧的种子。

我想，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对传统文化极尽声讨的时代，吴宓创办《学衡》，主张中西融合，既要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又要保留传统优秀文化，正是他在学术上“求衡”的体现。他并不是要为自己立一家之言，而是试图将民族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视域内，去寻求一种普遍的、做真学问的道路。今天看来，这种当年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已经分明表现出了它的前瞻性及现实价值。然而，正如蒋书丽在《坚守与开拓：吴宓的文化理想与实践》一书中所言：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往往会形成这样的观念，似乎肯定了吴宓就意味着否定新文化派。也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人生打上了悲剧的底色。

果不其然，《学衡》一出，便遭到了新文化运动健将鲁迅的当头棒喝。文革中，按照“反鲁迅就是反党”的政治逻辑，吴宓自然就成了“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批斗和监禁劳改，但他依然不思“悔改”，蹲身牛棚，犹大写“我罪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极有价值，应当保存并发扬光大”一类文字。于是，又被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批斗中，致左腿骨折，后来又双目失明。

据说，文革中，有人指出了吴宓的四个“窟窿”：一是反对五四运动，从那时起就坚决反共；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反动的学术思想流派《学衡》派的领袖；三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四是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主张复古……若不是时任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出面为他“打补丁”，他的下场会惨得多。

然而，他放弃“求衡”了吗？没有！他用一个文人的瘦弱之躯，坚守着独立的文化人格，没有去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试想，他师从美国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创始者白壁德教授，可能比鲁迅更了解西方文化，他若在新文化运动中振臂一挥，可能又是一面旗帜！然而，他坚持自己的“中西融合”的治学理念，他坚持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连冯友兰这样的大学者都不能免俗，偏偏他不识时务，竟然跳出来说：“孔子的有些话还是对的。”当有人强迫他批孔时，他的答复竟是：“宁可杀头！”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吴家门前那一对石狮，我觉得这句话比那对石狮还刚硬、还勇猛！

如果说吴宓在学术上的“求衡”，即是坚持“中西融合”的治学原则的话，他在生活上的“求衡”，即是坚持“率性秉直”的做人原则。这种坚持，同样让他痛苦不堪、饱受非议。

他率性直言，不知避讳。在三年困难时期、人人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他上课为学生讲解“……犹……况……”文言结构，脱口举例“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被指控为疯狂反对社会主义。

他感情真挚，不怕非议。“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这是他公开发表的追求毛彦文的爱情诗。这一段恋情，曾招致众多非议，甚至成为当时小报时常报道的花边新闻，但他依旧苦恋不舍，硬是自己给自己熬了一罐终生饮不尽的苦药。尤其让人悲叹的是，他去世21年后，有人在台北拜访年逾百岁的毛彦文，问及吴宓对她的爱恋，毛彦文竟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冰冷的回答，更体现了吴宓那“一但认定、绝不动摇”的品性。“强不爱以为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我不知道鲁迅这话，是否是针对吴宓而言的。

他言不阿贵，行不偎荣。吴宓日记载：“1940年，蒋介石的文官长陈布雷来于右任私邸拜访我，执弟子礼，我避而不见；1947年，蒋介石大宴社会贤达，先托于右任致意，复三次专车相迎，我没有去，何以如此？就因我痛恨他们庸碌鄙吝，朝政腐败。”由此可见先生气节。

徘徊在吴氏墓园的松林中，我久久地思考着吴宓的悲剧人生，似在品一杯浓浓的苦茶。我想，他的悲剧，应该是源于两大原因：一是学术上的坚持己见；一是爱情上的苦恋不舍。这两者都给他带来了终生的痛苦。而这一切，又都源于他苦苦的“求衡”。

求衡、求衡，衡何在？当他试图去给治学、去给做人建立一个原则的时候，这些原则却反过来重重地伤了他。不过，他倒下了，一个纯正文人的标杆却树起来了。这，也许就是“衡”的所在。

站在吴宓墓前，我的耳畔响起了季羡林的一句话：“我们都应该对吴宓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

聊以此言，为先生祭。

2010年12月12日，咸阳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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