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的“慎独”
◎马爱菊
慎独”是儒家之为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符号。梁漱溟先生甚至断论:“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先秦文献中常见“慎”,而“慎独”一词则源出于和曾子密切相关的《大学》,牟宗三先生断定曾子就是首创者:“慎独这个观念孔子没讲,孟子也没讲。如果你要追溯这个观念的历史渊源,那当该追溯到谁呢?当该是曾子。”探讨曾子的“慎独”观,有着独特的思想史的认知意义,特别是对于理解儒家而言。
《大学》第六章中,先后两次出现了“慎独”一词。前者:“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后者:“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文中“慎独”之“慎”,本义是“谨”,许慎《说文解字》:“慎,谨也,从心真声。”又有“诚”之义,《尔雅》:“慎,诚也。”而“独”则与群相对,意为孤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为“独而不群”。前一句“慎独”,意为诚意则必内心端悫真诚,不虚骄造作,就如“恶恶臭、好好色”一样,坦诚老实,不自欺而欺人,故君子于幽暗处亦必磊落、谨严,“慎独”自处。这里的“慎独”,更显著的是针对“自欺”而言,是反“自欺”的。下一句“慎独”则由“闲居”引发,抨击小人之“掩”,论诚中形外,人前作秀只会弄巧成拙,也无异于自欺欺人,故君子隐私处亦必谨守。这两段话意思微异,但都涉及“独”的私处性以及戒备之的显著意涵。历代学者也都关注到这一点,如汉郑玄:“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唐孔颖达:“故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极慎其独居。”宋代朱熹也袭此意绪:“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必谨其独也。”
显然,文中“慎独”强调的是即使在无人知晓、没有监督的“闲处”,亦即私密情境下,君子依然应怀有敬畏之心,严格自律,克己复礼。文中“闲处”一词也同时揭示,生活中无疑有群居与独处两种生存场景,这也就带来了两类伦理空间,前者是群处而公开的,后者则是独处而隐秘的。群居空间的公共生活,一是因有礼法的外在约制,且处在曾子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严密监视下,加之曾子时代,社会充满“求闻”“求名”的冲动,奉法守礼、循规蹈矩之外,又或“巧言令色”,求媚卖佞于大庭广众,而刻意“著其善”；而“闲处”则大为不同了,礼法未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又未达,这不啻于一个无拘无束、可恣意妄为的“自由天地”,此时君子或会自律,而小人就恣肆了。上引“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就尖锐揭示,“闲处”和群居的不同空间场域,不仅形成了人前、私下的双重伦理空间,而且还造成了公、私操守的异化和伦理的分裂。显然,曾子所倡导的“慎独”,以突出的“闲居”自持自守,使独处亦如群居一样,这就消解了私人之境的道德风险,从而化独入众,扬弃群、独之异,又超越两者之别,消融群-独的分裂与异化,弥合公、私伦理空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吾道一以贯之”的伦理圆融。
曾子慎独之独,除了上述“闲居”的私处或说私人空间之意外,还有一层意思,即指意念的隐秘之境。上引“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对句中的独,朱熹注解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其中的“地”既实指一种隐私之境,而又与“独知”一起,意指他人不知、只有我知的“念虑”上的精神之域,它具有内在性和封闭性,因为它还是未曾经验性存在的“形而上”的意念。此似如《中庸》所描述的“不睹、不闻”,又诚如朱熹所注解的“迹未形”。在此超验的只有意念自感的隐微之境,曾子亦如“闲处”一样要求“慎独”——“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其意涵朱子有深切的阐释:“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所谓“审其几”,即不能因己“独知”而忘乎所以,或着意伪饰,或刻意扭曲,相反,应戒惧审视,精诚其意,一念之际,即必须存诚而去伪,即如曾子所强调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追求真诚而纯粹,在灵魂深处“正心直内”。
不论是正心,还是诚意,都是主体自我的主动内在修为,它追求的是一种很高境界的内心忠诚。当然,曾子也指出“不自欺”有不得不然的“诚中形外”的逻辑关联性,“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但是即便如此,在“独知”之境讲求“慎独”,仍然是很难的。因为如果说“闲居”已属私秘,而“独知”的“念虑”之际,则是更进一步的“独”,是隐之又隐的形而上秘境,它的难以言传,显然是外界不易窥知的,当然也是很难监察的。因此,这种情境下的“慎独”,相较于“闲居”就难上加难,因为它触及了“心诺”的他人无法感知的隐微。季札挂剑之动人,正因为他坚决践行自己内心的许诺,是完全自愿、自觉而自由的,真正做到了内心的忠诚,充分显现了高度的精神自律和灵魂纯一。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以及他的绝对的“守约”,就反映并印证了这一精神自律。
曾子的“慎独”,以其极限化的修身追求,蕴含了极致化的至善企慕。《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止于至善”,即一定要达到一种道德的理想境地,“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文中“当然之极”就深刻揭示了曾子明德追求的高远性。《大学》中下面这段话,更为直白地表达了这种极致化的诉求:“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文中之“极”,“犹尽也”,有穷尽无以复加之意,实即极限化；而“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更显豁出一种绝对无条件的极限追求。这种追求,正传神地折射出曾子“慎独”的精神意蕴,即强调尽其在我者,而不论是“闲居”还是“独知”,也不论情势有何种变化,都严守一种绝对的律令,并将自己的言行甚至思想,无限向此律令接近,心向往之,亦念兹在兹,无限地“求诸已”。所以曾子赞许“寄命”:“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也因此,曾子嘉赏“死而后已”地为仁:“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既表现了曾子的品节与情怀,也生动宣示了曾子追求“其极”的道德理想主义,以及矢志不渝追求这一理想的“日新又日新”的精神。
众所周知,儒家主张“内圣外王”,既追求天下大治,也着意人性的淳化,讲究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而随着济世诉求的强烈,往往更加关切修己养性,故而《礼记·大学》《礼记·礼器》《礼记·中庸》《荀子·不苟》和出土简帛《五行》等儒家经典文献中,屡见这个词。严格说来,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可以说“慎独”只是儒家“内圣”信仰下的一种德性工夫,它既指向操守上的纯粹,又包含“明心见性”的本体自觉,故而“慎独”既体现了儒家的德性之美,又凸显了儒家性命观的通透。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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