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具硬派知识与趣味故事 知 宋(12)

□吴钩

王拱辰本人就是一名天生的反对派,被他攻击的人多了去。苏舜钦说王拱辰与杜衍、范仲淹“有语言之隙”,其实这未必是私怨,换了其他人执政,以王拱辰的行事风格,该反对时他一样强烈反对。庆历三年,即滕宗谅被王拱辰弹劾那一年,仁宗的老师夏竦拜枢密使,王拱辰立马反对,说:“夏竦经略西师,无功称而归。今置诸二府,何以厉世?”仁宗不听,他就扯着皇帝的衣裾不放,迫使仁宗还是罢去了夏竦的枢密使之职。要知道,夏竦可是“庆历新政”的头号反对者,如果说王拱辰攻击滕宗谅、苏舜钦是为了讨好保守派,那他对夏竦的强烈反对又是为了什么呢?

有趣的是,王拱辰以公款吃喝问题将苏舜钦拉下马,十年后他自己也因吃喝问题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抨击。至和二年(1055),已转任三司使的王拱辰,被委任为大宋使臣,出使辽国,辽主设宴招待,王拱辰“窄衣与会”,又“痛饮深夜,席上联句,语同俳优”,非常失态。殿中侍御史赵抃知悉,便对王拱辰发起弹劾,称拱辰“失礼违命,损体生事,乞加黜降”。宋仁宗欲袒护王拱辰,但赵抃不屈不挠,一再上书弹奏,迫使仁宗皇帝不得不将王拱辰“罚铜二十斤”,未久又罢去他的三司使之职,徒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

这便是宋仁宗朝的台谏风气了。这些台谏官很大程度上就如后世议会中的反对派,以紧紧盯住政府官员的差错为天职。王拱辰当御史时是这样,赵抃当御史时也是这样。

范氏义庄的建立

范氏义庄成立的时间,约为北宋皇祐初年(1050年前后)。六十一岁的范仲淹时刚移知杭州,杭州与范氏出生地苏州相邻,范仲淹“遂过姑苏,与亲族会”,并与兄长范仲温商议成立一笔“公益基金”惠养族人,让族中“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

这一年,范仲淹捐出自己大部分积蓄,在苏州吴县、长洲两县“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南宋孝宗朝苏州的良田价格约为15贯一亩,假设北宋仁宗朝地价略低,按一亩10贯钱估算,范仲淹出资购买的千亩良田,需要1万贯钱,以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大概是400万元。

范仲淹又在苏州灵芝坊祖宅购置二百亩地,作为范氏家族的住宅建筑用地,“广其居以为‘义宅’,聚族其中”。又在灵芝坊义宅内设立“义学”,“初公(指范仲淹)买田以赡族,而族滋大,立塾以教其人”。

整个范氏义庄,大体上就由义田、义宅、义学构成,其中义田为最重要的一部分,构成范氏宗族福利的经济基础,相当于范氏义庄的公益基金,范氏族人从义庄获得的福利,基本上都来自义田源源不断的租金收益。

范仲淹为范氏义庄总共捐献了多少财产,今日已经难以计算,我们称其为“裸捐”亦不夸张。范仲淹个人生活十分俭朴,“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妻子仅给衣食”,但他一生“乐善泛爱”,“好施予”。尚未贵显之时,已有志于设立一个基金赈济族人,只是“力未逮者二十年”,其后经略西北、官拜参知政事,俸禄优厚,始有余财,积至晚年,差不多都捐给了范氏义庄。

范仲淹的施予对象不仅仅是范氏族人。他谪守邠州(今陕西彬县)时,一日闲暇,“率僚属登楼置酒”,席间闻知有“寓居士人卒于邠,将出殡近郊,赗殓棺椁皆所未具”,范仲淹听说后,心中“怃然”,吩咐撤走酒席,又“厚赒给之”,捐了一大笔钱给逝者家属。又有一次,范仲淹在苏州购到一块宅基地,看风水的堪舆家告诉他:“这是块风水宝地,居于此,当世出卿相。”范仲淹说:“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将这块地捐出来,建设学舍,作为苏州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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