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具硬派知识与趣味故事 知 宋（7）
□吴钩
今日台湾地区的“特别费”,其实也是分为两块:其中二分之一需要用票据报销,并接受审查,类似于宋代的公用钱；另外二分之一则由行政长官按月签字领取,自由支配,无须记账、结算,类似于宋代的公使钱。2007年,马英九曾被检察官控以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涉嫌贪污“特别费”。但法官最后裁定,行政长官签字领取的那一半“特别费”,为“法定薪资外之实质补贴”,马英九不存在贪污“特别费”的行为。
时光倒流回到一千年前,滕宗谅面临的指控,跟马英九差不多。不过,有一点我们应该先说明: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这是跟马英九的情况又不一样的地方。
既然有御史弹劾滕宗谅滥用公用钱,仁宗皇帝便委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鞫其事”,将滕宗谅从庆州带到邠州(今陕西彬县)接受调查。滕宗谅闻讯,“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焚烧掉。
但燕度也是一个狠角,你滕宗谅不是烧掉了物证么?那好,那就从人证入手——将所有稍受牵连的人全都抓起来,“枝蔓勾追,直使尽邠州诸县枷杻”,“囚系满狱”。不审出滕宗谅的罪证决不罢休。
滕宗谅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只称在泾州任上时,因为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才动用了3000贯公用钱。以滕宗谅花钱豪迈的性情,交游又广,“间以馈遗游士故人”,经手花出去的公用钱,肯定不止3000贯。但是到底花了多少钱,是怎么花的,又是哪些人接受了馈赠,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账本都被滕宗谅烧掉了。
但若说滕宗谅挪用了16万贯公用钱,那显然也是不实之词,因为朝廷拨给泾州的公用钱数目都不可能有16万贯之多。按范仲淹的说法,那16万贯钱其实包含了泾州诸军请用的经费,“已有十五万贯是加诬,钱数物料是诸军请受,在十六万贯之内,岂可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如此说来,滕宗谅经手使用的公用钱,应该是1万贯左右。
我也不相信滕宗谅是一名贪官,私吞了公用钱。滕宗谅并不贪财,只是花费公款一直大手大脚,之前他知湖州,“大兴学校,费钱数十万”,通判、僚吏都认为滕宗谅从中捞足了油水,因此滕宗谅离任审计时,不肯给他签字,还是大学者、新任知州胡宿出来为滕宗谅证明清白。滕宗谅去世时,身无长物,“及卒,无余财”,生前他经手的公用钱,应该都用于公务接待与馈赠游士故人了,而非入了他私囊。但说他“枉费公用钱”,却是确凿无疑的。
那么应该如何处分滕宗谅呢?朝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时任枢密使的杜衍力主从严处罚,“欲深罪滕宗谅”。杜衍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滕宗谅烧掉账本的行为,显然是对国法的挑战。参知政事范仲淹与谏官欧阳修“则力争而宽之”,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入己的行为,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
范仲淹还告诉仁宗皇帝:他和韩琦以前在泾州时,也是这么使用公用钱的,“曾为庆州签判、秘书丞马倩身亡,本人家贫亲老,与钱一百贯文；又泾州保定知县、大理寺丞刘袭礼丁父忧,家贫起发不得,与钱一百贯文；又虢州推官、监环州入中陈叔度丁父忧,家贫无依,与钱五十贯文；又进士黄通来泾州相看,与钱五十贯文”。如果这么做有罪,那么请皇上“将臣与韩琦用钱事状,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宋仁宗权衡再三,听从范仲淹之言,对滕宗谅从轻发落,夺一官(降一级官阶),徒知虢州(今河南灵宝)。时为庆历四年(1044)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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