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我们每个人都是装台人 每个人也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作者简介
陈彦，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作家、剧作家。
戏剧创作有《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曾多次获“曹禺剧本奖”“文华编剧奖”，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五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长篇小说创作有《西京故事》《装台》《主角》等，曾获“施耐庵文学奖”和“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其创作的长篇电视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并著有散文集《说秦腔》《必须抵达》《边走边看》等。
《装台》简介
《装台》是陈彦创作的长篇小说，于2015年10月首次出版。
《装台》故事主角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西京城的刁顺子，靠着肯出力吃苦，性格厚道又兼具一点处世必要的圆滑，顺子逐渐组建起了自己的装台班子。陈彦的笔墨围绕着他的家事与这一方使装台的老少爷们能够养家糊口的舞台展开。《装台》里两条主线并行，如同两路针脚般将刁顺子的生活紧紧缝纫在一处：一条是刁顺子在舞台上所要进行的装台工作，一条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家长里短。
小说刻画人物手法细腻，故事跌宕起伏，命运看似无常又有常，以一个装台人的视角，描写西京城里的人生百态。
2016年1月，《装台》入选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年度5部长篇小说排行”，并位列榜首；
2016年4月23日，入选201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年度好书榜，并被评为2015中国好书；
2017年12月28日，获得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2019年9月23日，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近日电视剧《装台》热播，丰富的陕西元素不仅真实呈现了西安的各类“网红”标签，地气满满，让古都风情成为时下热门话题，同时更让诸多观众追根溯源，从关注同名小说原著《装台》开始，关注陕西文学创作、关注另一种生存状态。
原著作者陈彦近日回到西安，12月19日将在曲江书城举办读者见面会。他在西安文艺团体生活几十年，其长篇小说《主角》问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数十载陕西生活的积淀、剧作家发现生活的锐利视角和经久的文学积累之下，无论茅奖作品《主角》还是热播剧《装台》，我们获得的不仅是生动的故事、震撼的文学形象，还有文学带来的心灵穿透力。
在访谈中，或可感知一二。
对小人物，对一些苦难的人生
应该有一种光亮去照射他们
华商报：《装台》电视剧的热播也带动小说阅读，这部小说的初创缘由是什么？“装台”有什么更深刻的寓意吗？
陈彦：《装台》这部小说其实当时创作的时候和前面的《西京故事》还有关系，《西京故事》写了一群农民工的故事，真是意犹未尽，也因为那一段时间接触农民工比较多一些，里边有好多故事啊，尽管是通过戏剧通过小说展示，我觉得好像自己当时脑子里边还有一种新的认知，还需要继续书写。
“装台”，它本身是一种幕后的工作，我们整个社会，可能有两种人，一种是搭台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装台人永远不知道，他们装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员到底想表演什么，需要这么壮观的景致，这么富丽堂皇的照亮，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远不知道这台是谁装的，是怎么装起来的，并且还有那么多让人表演着不够惬意的地方。反正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看来，是永远都平行得交汇不起来的，这就是我想写装台人的原因。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装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或正唱着主角。这里边有很多隐喻在其中，当然隐喻作为写作来讲，不能刻意，但又确实需要你有这样一种考量。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建设，近几年我到北京工作后出差比较多，在全国走过不少城市，无论一、二线城市还是一些县级的小城，我发现确实都建设得很美。我还看到大山深处一些高速公路宏伟壮阔得无法想象，真正是临空彩虹，我首先就会想到是谁把这些东西建设成这样的，我就会想到中国的农民工，中国的几亿农民工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华商报：为什么会聚焦这样比较小众行业的人群？
陈彦：在城市建设最美好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围起一个护栏，我们就不能再进去了，但是他们在无数的隔挡板之后，去挖坑打桩，做着一种托举美丽的工作。在最终非常美的场景之下，在灯光灿烂和布景丰富的舞台上，把高光时刻让给主角后，他们悄然离去。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
文学，需要书写史诗，也需有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尤其对小人物，对一些苦难的人生，应该有一种光亮去照射他们。从世界到中国的文学、戏剧创作都有一个特点，早期起步都写的是英雄神话、英雄悲剧，比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中国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中国早期戏剧也多写的是帝王将相、栋梁英雄、才子佳人等。关注普通人，西方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逐渐开始的，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这个小人物，在那么悲苦的人生中，仍存在着人性光辉的东西，还有《巴黎圣母院》，都是对小人物最深切的关注；我们的文艺创作，《水浒传》《儒林外传》以及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长篇小说，都开始关注底层人物的生活、命运，当然不像今天这样普遍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都是共通的，需要这种书写，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由于自己在文艺团体工作时间长，接触主角、演员、装台人，无论台前幕后，长期和这些民工打交道。因此，在2015年前后，这些作品逐步推出。
主角在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
正是装台人最劳累的时候
华商报：对很多读者来说，装台算是一个很神秘的行业，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陈彦：电视剧中也反复解释，什么是装台，就是把一个空旷的舞台，按演出需要，搭建出符合演出剧目设计的各种场景。传统的戏剧对舞台美术要求不是非常严格，所谓“一桌二椅三搭帘”，所有场景会通过演员的表演来表达，比如进门掀帘、穿针引线等都是通过演员的动作表演来展示，而如今舞台会借助高科技营造真山真水、瀑布飞流，会让观众在舞台上看到最真切的生活场景。
我有一次在美国百老汇看一场戏，连飞机在舞台上也成为了道具，而且是真实可以移动的。随着科技发展，在演出剧情、导演设计的需要下，舞台装置也越来越复杂，过去剧团几个人就可以完成一幕剧，几张桌椅、台后几个小的景片即可展示情境，而现在繁复豪华一些的舞台需要几卡车、甚至几十卡车的布景灯光，几十个人装几天几夜都不一定能完成，其中不仅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苦累。他们的生活作息和普通人不一样，晚上装台，装一夜，早上8点交给导演和演员排戏，戏排到中午12点，跟他们说今天有什么需要改换调整重新做的，之后，他们接着干，干到下午2点半，又开始排戏，排完以后又有问题，再改，再连夜装台，这些人始终做着这样一种工作。
台上一个小小的细节，在“主角”下面的灯光黑区，机器是需要一群人推上、拉下、转动、摇移的，主角在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正是幕后人最劳累的时候。舞台那样美丽的地方，背后到底有多少人做出牺牲和奉献，我特别想写，想把他们展示出来。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苦累、挫折，以及他们的奋斗、隐忍、韧性，都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需要的一种精神，写他们是自己精神和生命的一种需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尤其是电影、电视以及新的传播介质方式的多重出现，中国古老的戏曲逐渐走向了边缘化。但是，也要看到，今天已经很难有一门艺术独领天下，电影、电视，哪怕是无比时尚的抖音短视频也做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戏曲也没有边缘化。写戏曲这个行业，对戏曲人进行文学艺术形象塑造，不一定因为这个职业比较边缘，塑造就缺乏意义。比如，梅尔维尔的《白鲸》大量描绘了鲸的生活习性，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写了捕鱼人这样一个少数群体，但并不影响创造人物形象的价值。小说塑造人物写的是人性，职业是人性的载体，可以让不同职业的人代入进去。
华商报：真实生活中是否有顺子这样一个人物形象？
陈彦：我在文艺团体工作了几十年，接触过很多“角儿”，生活基础显而易见，但具体哪个人都不能构成这样一个艺术典型，应该说，小说人物的丰富性决定了每个单独的个体都不足以完成一部长篇人物的塑造。鲁迅先生曾说，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想我的人物也是如此。面孔、语言、着装，都是真实生活中由各种不同原型拼接而成的一个角色，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很难完成一个丰富的文学形象。一个人的生活可能也会有一些波折，但是承载不起刁顺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调查了多个装台人的生活，综合而成了这样一个文学形象，并非写实某一人。
在那样一种打击、挫败、坎坷的生活情况下，他隐忍坚强，并不为了谋自己一人的一口饭、为一张床活着，他承担了很多无法诉说的责任，除了父女关系、重组家庭，很多人因他的善良同情心而聚集在一起，他不是总经理也不是老板，这些人就因为“顺子哥好”“顺子哥挣钱了不坑人”这样的原因很自然地聚集在一起，自然地担起这一责任。
作品中还有另一形象——小学老师，顺子每年都会去看一下他老师，老师生病也是顺子招呼。有这样一个情节，老师家里有一个35平方米的窄窄的小房,临终想给刁顺子,又觉得顺子是能挣钱的人,并且还算是个小老板,又想把房产捐给学校,最后让顺子自己拿主意。顺子想来想去，还是没要，他觉得自己能靠双手挣钱，还是不贪便宜为好，尽管他很需要，也很想要。这就是小人物的品格。
拥有高光时刻，唱主角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要靠努力来生活，给别人制造美好，让别人去展示。我觉得对于这些人我们应该回眸，应该尊重，我们没有资格去同情，他们身上的很多东西，应该有更加深入的精神延展。
看张嘉益骑着车兜兜转转
眼泪不由得掉下来
华商报：您如何看待原著转换成影视？有人说这部剧火了西安，这也是您创作初衷之一吗？
陈彦：这次改编还是非常好的，大量西安元素的运用，除了原作中的部分，也得益于导演李少飞通过大量写实的镜头向观众一一展现了西安的特点，无论是人流不息的街道名胜，还是色香味俱全的特色美食，《装台》不仅能让观众更加体会到普通生活的烟火气，显然也足够让西安这所古城绽放它该有的魅力。很多作家担心改编的过程中丢失精彩的部分，其实小说就是小说，电视就是电视，电影就是电影，戏剧就是戏剧，每个艺术都有它自身的艺术规律，何况影视这种艺术的市场压力大，在重新创作时需要按照影视的市场规律以及艺术规律进行再创造，作为原著作者，应该放手让他们创作。
编剧马晓勇擅长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曾完成多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人物也刻画得真实接地气。我认为这一次影视改编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一些现状，而不是简单地去做一些美化，架空的生活会让观众感觉到不真实，艺术就失去了它打动人的东西，所以大家对这部电视剧的评价也比较好。
华商报：您如何看待张嘉益和闫妮对角色的诠释？
陈彦：有一个场景是张嘉益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骑得很好，有时候看他骑着车兜兜转转，看得我眼泪不由得掉下来，让我想起过去见到的那些在西安骑三轮车讨生活的人，他们每天过的日子。
每个城市中都有快递小哥、拉三轮车的人，张嘉益、闫妮，包括其他一些演员的表演非常接地气，也非常生活。张嘉益演得很真实，他好像没想起自己是一个明星，怎么真实怎么演。还有闫妮对生活无奈、无助而又努力负重的把握，表现得都非常到位。电视剧展现这部分生活的时候因为真实，令人感动。现在我们或许看有些作品，故事一环套一环，但它和生命自身的真实性没多大的关系，这些和生活的逻辑性又有多大的关系呢，我觉得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依然还是希望多推出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更加注重塑造人物，因为真实是生命。
华商报:现在大家都在热议这部作品中的饮食、陕普等，您怎么看？
陈彦：我认为艺术作品不要刻意，刻意去做什么肯定是要失败的。这一次电视剧不论是制片方还是演员，都不是刻意一定要带动西安饮食、陕普，如果是刻意的，可能带不来这种效果。大家还是想要讲好真实的故事，讲好生活，塑造好人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谈其他。
我自己接待外地的朋友到西安，会很骄傲地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坊上，并且得是傍晚时，那会儿是最热闹的时候，人都挤不进去，他们感到挺震撼，我心里也觉得很舒服，我说：你看，这就是烟火气，它将西安方方面面的这种活力都给你展示出来了，非常美好。
华商报:您希望通过《装台》里的小人物去表达什么？这部作品您有遗憾吗？
陈彦：我觉得写文艺团体的这些人物，它是一个载体，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切口，看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看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承载的更多的东西。
当然作品永远都是带着遗憾的，但是有办法补救，因为我们还在创作，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并且仍然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你熟悉了，被打动了，你自然会去写，如果没有熟悉没有打动，硬写肯定是不行的。我需要被深入地打动才能有写作的想法。西安有很多东西值得写，有时候我在外地，休息时突然醒来，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在西安哪里，最近完成的一部长篇叫《喜剧》，写的还是陕西故事。我想这就是对故乡的情感。华商报记者 王宝红 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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