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油泼面背后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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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来自陕西的师生，没有人不知道地铁站边上的西安面馆。吃一碗滋啦作响的油泼面，既饱肚子，又解乡愁。
周六早晨七点，和园许多店铺还紧闭着大门，张博的岳父已经坐在面馆后门开始择菜。一小时后，张博开车载着店员一起到达，这已成为面馆的定式，一天的工作从此展开。两位店员在厨房里烧水、和面，张博炒菜、炖肉，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
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五点是面馆逐渐忙碌起来的时刻。夜晚，几个顾客零星坐着，说话声听得清晰。收银台后的张博略显疲态，聊聊微信，打一局和平精英，不时闭眼休息。透过厨房玻璃映出的身影耷拉着脑袋，店员的脊背因为久站画出一道弧线。“一份油泼面！”听到张博的喊叫，他们揉揉眼睛继续煮面。
离家闯荡
张博
张博，西安面馆老板，陕西商洛人，微信昵称“浪人张”。尽管生活颠簸曲折，闯荡的人生在2003年前并不在他的规划当中。
“在农村，大人都忙着干活，也没人管你。”农村家庭以田为重，直到初中，张博都未受到家长的管控，在外玩耍取代了上学，成为他14岁的日常 ，“今天到这玩，明天到那玩，到学校老是挨批，就不愿意去学校。成绩也不差，就是不想上学。”
台球是他回忆起那段时期的一个名词，另一个名词是打架。“出去闹就经常打架，”张博回忆，闹事之后会被民警教育，时间一长便产生了逃离的想法，“当兵怕吃苦，想着那些进城打工的人回来的时候穿得又好又干净，就想着要不出来打工吧。”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初中肄业，随同乡前往南京打工。
第一次独自打拼，张博在同乡开的面馆里做小工，工资不高，住宿环境也很简陋。“最早说的是一个月给200，但最后四个月一共给了187。当时不结工资，这钱还是我后来找他要的。”这家位于夫子庙旁琵琶巷的餐厅，比 “西安面馆”面积稍大，附带一层阁楼。14岁的他没有煮面的本领，只能在店里做一些洗碗洗菜的杂活，晚上就住在店里，“下班搞完卫生把门一栓，桌子推开就睡地上。”
南京的夏天容不下清凉，汗珠一颗挤着一颗逃出，挣扎着带走体内的热量。为了节省电费，老板不让员工晚上开空调，店员们也不敢私自打开，几个人只得在桌板上熬过夜晚。后来店铺旁的工地路边常有人纳凉过夜，和外地民工一样，那里变成了张博的新“住处”。“晚上我就拿张凉席到马路上睡，脖子下面枕个拖鞋。当时大家都那样，路上全是人。”张博说。
小男孩年轻力壮，没过多久，他就被老板派去新承包的食堂干活。小伙子跑得快，尽管毛毛躁躁，被油水滑倒以后照样爬起来干活。在食堂工作的那段时间，他住在没有床铺的出租屋里，在地上躺到窗外泛白。年轻既是他拼搏的资本，也让他成为时常被打骂的对象，艰苦乏味的差事总是落在他头上。
“那时候小，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说骂就骂，说打就打。”张博回忆道，窗口给每位顾客都附赠煎蛋，在食堂的日子里，那些赠品都出自他手，“中午大家休息的时候我得煎鸡蛋，一煎就是两个小时。”
一次运送食材，他不慎被自行车撞伤，左手打上了石膏固定。这并没有给他换来休息的机会，绑着石膏行动不便，他只能单手端面。老板娘却冷嘲热讽，说他“影响市容”。“被骂了我就不给他帮忙了，白天就在夫子庙的来燕桥上坐着，趁老板老板娘不在的时候回去吃面，一天就吃一碗面。”这样过了两天，他拆掉石膏离开了这家餐馆,在山西路另一个老乡的店里谋了一份差事，工资一个月300元。工作两个月后，感到打工的生活过于艰苦，他最终从南京回到了老家。
四处谋生
回家后，父母托关系安排张博回到原来的初中读书。安逸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张博便又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翘课、打架、在学校门口打台球。习惯了外面自由自在的生活，厌烦了学校的管束，张博便想要再次“出门”。然而，这个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
高昂的路费是父母拒绝张博的原因之一。张博回忆，在高铁尚不发达的年代，一张来往南京-西安汽车票要154元。对处在陕西农村，靠做农活维持生计的张博父母而言，这是个不小的负担。
学习艰难的他重燃要出去的念头，偷了母亲的四百块钱后，一个人踏出家门。当他攥着四百块钱，站在路边等车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去哪？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张博微微一笑：“那时候胆子也大，就一个人在国道边等车，等到了一辆大巴车”。售票员问他：
“你要去哪？”
“你这车开到哪？”
“安徽。”
“那就去安徽。”
八百多公里的距离，仅车程就要十几个小时。到了合肥，张博下了车。
去哪？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在合肥汽车站漫无目的地闲逛时，他听到一阵乡音——街上有一桌人在打牌，玩的正是商洛老家的 “挑红四”（音）。身处异地遇见老乡，张博不再生怯，搭起话来。
“你要去哪？”
“你们去哪？”
“去南京。”他们答道。
老乡的亲戚刚刚嫁到南京的汤泉镇，在张博的要求下，他们带着他一同离开。在老乡家住的3天，每天都是婚庆宴席，这让习惯了打工苦生活的张博既是喜悦，又有些不适。
“我当时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第四天，张博正准备偷偷溜走时，老乡也要离开，他们又问张博：
“你要去哪？”
“你们去哪？”
就这样，张博来到江浦县，即今天的南京市浦口区。之前在面馆学到的捞面手艺派上了用场，老乡将他引荐到一家面馆——老板是南京本地人，每个月给张博400块，安排住宿。一边打工，张博也跟着店里的师傅学手艺。2004年，手机尚属新兴事物，一部二手翻盖手机1200元，相当于张博当时三个月的工资。“年轻人好面子，还总想着和老家的“兄弟们”打电话”，他咬咬牙买下一部。
手艺学成后，他去了另一家店里做上了师傅。几个月过去，老东家店里的师傅离开，张博又被店主叫回去帮忙。
面馆的窗口不大，一般用来传话
成为师傅后，他不再需要工作到十点半，也无需睡在店里的地上捱到天明。每晚八点，老板亲自来店里工作，张博也就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了消解夜晚的寂寞，他买了一辆三轮车在江浦县载客，一趟收1块钱，每天晚上拉到12点，能赚二、三十元，与当时的工资相比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月收入随着业绩变化，从七百元到一千一百元不等。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以后，他选择离开南京去西安。
在一位朋友的引荐下，他在一家茶舍做吧台服务员，不包食宿，每月工资六百元。虽比不上在南京的收入，一块五一碗米线、一块钱一份肉夹馍的低生活成本也能让他每个月有不少结余。不像在南京每天靠骑三轮车载客消磨时间，他会在网吧玩大话西游，“和同事一起练的一个号，几个人的工资都充进去了。结果练了两年多的号被盗了。”从那之后，张博再也没打过网游。
在茶舍工作时，他认识了做服务员的妻子。工作两年多后，张博被父母叫到运城河津市帮忙，亲戚在这里的生意需要熟人照料。“当时年轻也没有主见，父母一叫就（和女朋友一起）过去了，也没想太多。”他们在河津一家市场摆摊卖小吃，起初卖面和面皮，经营午餐和晚餐。“煮面是在南京学的，面皮我们陕西人都会做。”后来，他和房东学会了做煎饼，于是小吃摊的业务拓展到了三餐。在河津的两年里，摊面收支相抵，没有留下太多积蓄。
工作两年后，张博借了四千元回老家与妻子完婚。随后，他和妻子一起去浙江一家配件厂里打工，用六个月的时间还清了结婚的债务。距离春节还有两个月，张博不想太早回家，他想到了分别四年多的南京。
“就想回去看看。”
他安排怀孕的妻子先回家，自己又在一家老乡的店里帮忙做了两个月。
有了孩子，日常开销与日俱增，摆摊的收入逐渐不能满足家庭的需求。在孩子一岁多时，他们回了老家——张博在县城里摆地摊，妻子开了一家童装店。伴随着孩子长大，面对饮食、教育等各方面的压力，这种工作方式无法为张博带来满意的积蓄，“在县城里的收入是有天花板的，”思前想后，张博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还是去南京吧。”
西安面馆
最早到南京时，张博的妻子和孩子还都留在老家，他通过熟人的介绍在雨花台区的园区食堂打工。依照张博的说法，当时那家食堂经营状况并不好，安排他接手小吃窗口后，档口的营业额才出现了增长。
工作几个月后，张博熟悉了独立经营一家餐馆的全套流程，便产生了自立门户的想法。他向老板提出离职，老板表示公司缺人手，不希望他离开，挽留之际也抛给他一个问题——启动资金。这让张博感到意外，“我原来以为开店哪怕没钱，只要有手就行的。”后来老板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由张博经营一个独立窗口，自负盈亏，只需按月支付水电租金等费用。
张博获得了自由发挥的机会，没有考虑太多便同意了。然而，这项口头承诺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并未兑现，张博仍做着以前的工作。张博下定决心，再次向老板提出辞职，这一次他才得到了一个日营业额不足千元左右的窗口。经营这家窗口的四个月里，他把孩子留在了老家，带妻子到窗口帮忙，一共投入了11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天超过900元。
四个月的时间，窗口的日营业额不断增长，这样稳步地盈利让张博感到安心，也让他充满干劲。然而，窗口营业额的增长吸引了老板的注意，他提出要把收益抽成8%。老板这时的无端要求对努力攒钱的张博来说触及了底线。他在经营期间为了攒下日后出走的资金，格外注意日常开支，因为烟瘾大，一天要抽一包烟，张博选择了最便宜的烟。“抽烟都只抽5块钱一包的红河。”老板临时变卦让张博感到失望，他决定结清账款离开。
临近关店，店员正在洗碗
四个月20万的营业额，为张博带来了9万元的积蓄。2009年，普通店面一年的租金是3到4万元，张博用9万元的价格在东南门租下了一间精装店面，节省时间的同时也规避了将来处理设备的问题。无奈的是，半年后店面面临拆迁，这家店的利润仅仅填补了投入的成本，并没有留下积蓄。他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店面。
新店面在新街口，紧挨着两栋写字楼，租金一年十万且需要自己装修。张博租下这家店铺后又精装一番，前后一共投入了31.5万元，其中有16万是以父母的名义在农村信用社申请的低息贷款。两栋写字楼里数目庞大的员工为这家面馆带来了巨大收益，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回了本。经营面馆的三年间，张博有了30万积蓄。可惜好景不长，新街口昂贵的租金迫使写字楼里的公司纷纷迁往位于郊区的产业园，这让张博店里营业额大幅缩水，迫使他寻求新的出路。
一连两年的时间，他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铺，一家人的花销迅速消耗着存款。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西安面馆开张。
他第一次到南大和园是在停业后的第一年，当时帮朋友来这里运货，并没有对这里的店铺产生兴趣。到了第二年，一位老乡将这家店铺介绍给他——店铺很小，租金很高，一年要20万，老乡不敢接手，便询问张博想不想试试。此时张博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除了接手别无选择。他借钱盘下这家店铺，“赌一把。”
现在这家店每个月的毛利有8万元，这让张博撑过了疫情的冲击。在疫期情间，员工的工资也是按照正常水平支付——四个员工一个月3万元。“都是老弟兄了，我困难的时候他们陪着我，我不挣钱了不能让他们吃亏。”他的店里四个员工中，有两个曾经在新街口的那家店为他工作，在筹备西安面馆时，一声招呼就跟着过来。
闲暇时，店员会看看手机
店里的师傅似乎没有像张博最早在南京时那样出去自立门户——“这两年开店的成本增加了，开店很难赚钱。”离开的员工中很多都转了行，一些人在闯荡之后选择重回餐饮业，张博说，“他们都还是会来找我”。
他计划明年去开一家分店，派店里的一个员工过去打点，工资照发的同时跟员工合伙经营，保证工作动力。“总不能让他们一直打工吧。”张博笑了笑说。
屋外是绵绵不绝的小雨，空气中弥漫的寒意让行人有些战栗，店门的玻璃上起了一层白雾。店里坐满了客人，他们享用着热气腾腾的面条，穿着短袖的店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十点半，“西安面馆”四个字褪去黄色灯光的环绕，门外的街道悄悄地暗了。
采写｜张 灏 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类2020级本科生
刘骁奔 哲学系2018级本科生
王星月 社会科学试验班2020级本科生
图片｜李远浩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范宏瑞 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本科生
封面｜李远浩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范宏瑞 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本科生
美编｜王星月 社会科学试验班2020级本科生
责编｜李嘉豪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
原标题：《人物｜一碗油泼面背后的底层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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