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约稿贾平凹路遥
陈忠实、路遥、贾平凹是当年陕西文学界的“三驾马车”,也是中国当代文坛耀眼的三颗巨星。笔者崇敬他们,不单是因为他们文学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高尚的人品。能与他们相识、相交,于笔者来说是一种幸运或者说是缘分。1991年,笔者第一次去西安拜访贾平凹时,他的中篇小说《废都》刚完成,因看到了他的手稿,得以跟他约稿而首发在《风筝都》上。第二次是求他给《风筝都》搞的一项征文活动题写刊头,贾平凹在写了“美食随笔”四字之后,又书“佛知我心”赠予笔者。
西安初访贾平凹《废都》登上《风筝都》
1991年《风筝都》刚刚创刊时,我赴西安约稿,去拜访贾平凹先生。
4月12日上午,由西影文学部主任、著名作家王吉呈陪同,我们来到西安市委宿舍院一栋红砖旧楼里,门上贴有年画门神。王吉呈仗着与贾平凹是老朋友,一面大声吆喝“平凹(娃)、平凹(娃)”!一面擂鼓似的敲门。开门的是贾平凹先生的夫人韩俊芳。很热情地让座、沏茶,但却抱歉地说,平凹肝病又犯了,正在西安市传染病院治疗。
我浏览贾平凹的书房兼客室。记得东西两面都是直抵房顶的书架,书架有限的空档上摆些小型奇石,其中一块有贾平凹自题的“泰山石敢当”墨迹,据说是从泰山上捡回来的。我注意到靠南窗那张写字桌上有一红木镇纸,压着厚厚一沓稿纸。拿开镇纸一看,竟是一部中篇小说的手稿,题目是《废都》,估计三四万字。从文末落款来看,稿成才刚刚三天,简直就是“墨迹未干”!于是暗自庆幸: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我不会空手而回!
第二天上午,由西影高世杰导演陪同,我在传染病院见到了贾平凹。他个头不高,貌相谈不上英俊,但也绝非其自谦的“丑陋不堪”。近来他有点“上火”,牙疼得厉害,嘴角上起了疮,因而不太敢说话,笑的时候都要下意识地捂住腮帮。
那天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考虑到贾平凹先生的健康状况不便长时间打扰,我便递过去《风筝都》创刊号,表明了约稿之意。“昨天已经见到了您的《废都》手稿,真恨不得就装进兜里!”听到我如此说,贾平凹捂着腮帮笑了。他沉吟道:“我这可是为《人民文学》写的呢……”我急忙解释说:“《风筝都》是不公开发行的省刊号,因此不影响《废都》在其他大刊上发表,我们仅仅是早发而已。”我这么一说,他遂点头同意。
贾平凹先生果然遵守承诺。他是在收到《风筝都》1991年第2期样刊之后,才将《废都》手稿交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将它发表在1992年的第2期,是头题,不过题目改成了《遗石》,《废都》则成了他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如此“张冠李戴”,也是一段文坛“秘史”吧。
再次造访情谊厚一幅墨宝道心声
1994年国庆节期间,我参加由延安、潍坊两地文联共同组织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在延安与《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副主编高建群等会晤。由延安返潍,在西安转车逗留时,我决定再见贾平凹一面。
然而要想找到他真不容易。那时他的长篇小说《废都》刚刚出版,社会上颇有争议,贾平凹的处境有点尴尬。偏这时候他与韩俊芳的关系又出现危机,听说他已被“赶”出了那栋红砖楼房,可很少有人晓得他躲到了哪里。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新居在西北大学,也得到了他的电话号码,可多次拨打一直没人应答。直到10月5日,在离开西安的前夕,我再次拨打电话时,居然有了回音。贾平凹用典型的陕南口音在电话里向我解释:“老韩,其实我就在这屋里啊。我只是不愿接电话——谁的电话都不接!可这一回,不知怎么,就接了……”
第二天十点多,我约上潍坊日报社的高传安(我们访问延安的随团记者),如约到达西北大学找到了他的新居。这是一栋新建的楼房,居室大概是学校提供的,但面积比西安市委的那套要小些。
我浏览这套新房,见门侧供着一尊佛像,佛像旁边挂着贾平凹自书的条幅:佛知我心。抬头看沙发上方,悬挂着四尺宣的横幅水墨,仍是贾平凹手笔,画上似乎是一位古装侠客,其身后有一头尾随的野猪(抑或豢养的家猪)。题款为“独行”两个黑重大字,意思很耐琢磨。
在这幅国画下面我与平凹拍照留念,然后就求他给《风筝都》搞的一项征文活动题写刊头。找遍屋内,好歹在饭柜的上头发现了半张落满灰尘的宣纸。贾平凹取过宣纸,一分为二,先为《风筝都》题写了“美食随笔”四字,然后晓得我个人亦有所求,便用眼神征询意见。我一时想不出该写些什么,于是他挥毫写下“佛知我心”四个字,属于赠我的礼物了。这四字条幅后来挂在了我的书房。
两只风筝赠路遥不意初晤成永诀
1991年赴西安,我其实最先拜访的是路遥。路遥的夫人林达,工作单位是西影文学部,而我当时就住在西影。
4月9日晚饭之后,我迳自来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大院,笃笃笃敲响了路遥的房门。敞开来的门缝中露出一张女士的脸,询问得知路遥不在家,我吃了闭门羹,这令我怏怏不乐。第二天早饭后我跟王吉呈谈及此事,他瞪起眼说:“咳,你咋不让我陪你去呢?”说着就要拨路遥家的电话。但突然又说:“不行,这家伙现在正在睡觉——我知道他的习惯。我们还是10点以后去吧。”
10点多,我在王吉呈陪同下,再次来到陕西省作协大院。王吉呈咚咚咚砸门,足足有10分钟不见应答。当我倍感失望就要离开的时候,门却突然开了。一个胖大汉子睡眼惺忪头发凌乱地扶门而立,朝王吉呈投来调皮的一笑,然后跟我笑呵呵地打招呼,很礼貌地把我们让进了他的书房。
我注意到,书房里迎门而立的是一排书架,基本上占满了整整一面墙壁。靠南窗有张很大的写字台,台面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见稿纸或文房四宝之类。四面的墙壁也很干净,没有字画和古玩,只有房主自己的一幅约50厘米见方的黑白照片。干净,是这书房的特点。
我向路遥赠送了两只风筝和一本《风筝都》杂志,然后郑重地向他约稿,并邀请他到潍坊游玩。然而路遥很认真地说,他最近一直没写什么东西,而且马上就要回延安深入生活了。也许看出我失望的神色,他很抱歉地说:“等我从延安回来,有了新作,一定会寄给你的。”至于什么时候能到潍坊玩玩,路遥没有回答。他抱着膀子歪着头,憨憨地微笑着。我觉着他的样子十分可爱,于是按下了傻瓜照相机的快门……
我把相机交给王吉呈,想跟路遥合影。但屋里光线不行,我和路遥遂携手走向阳台。然而阳台很小,且放置了杂物,王吉呈就指挥我俩靠得近一点。随着咔嚓一声,我和这位伟大的人民作家的身影,便浓缩在小小的镜头上,并成为弥足珍贵的永恒的纪念。
从西安回来后,我眼巴巴盼着路遥的稿件。直到1992年底当我怀疑这陕北汉子“言而无信”的时候,忽从报端传来了路遥辞世的噩耗,我这才明白,路遥留给我们的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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