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吕刚的诗

西安晚报 2019-09-25 23:42 大字

□沈奇

吕刚教授是个可爱的诗人,喜好文学的西安大学生们,一届一届的都知道;教授诗人吕刚诗写得好,钟情诗歌写作的陕西诗人们,一个一个的都清楚。

只是,若走出西安,走出陕西,诗人吕刚的名头,好像就不是那么响亮了。好在,这种现代汉语特色的、被我习惯性地称之为“虚构的荣誉”的说头,吕刚教授从来就不在乎;有些“自恋倾向”的诗人吕刚,一路走来,在乎的只是他自己的感受,抑或三两知己的“唱和”,以及弟子们水流花开般的因缘际会。

这,就对了。

如此现代版的传统文人路数,吕刚一以贯之风轻云淡地行旅三十年,一时便难免小小地得意也小小地惆怅起来,想着该为自己三十年的诗旅历程做个小小的总结才是,便有了这部《大海的真相——吕刚诗选》的结集出版,也便害得我这二十多年君子之交的老诗友,再次为之“捧臭脚”而添佳话了。其实,心里是高兴的。

古往今来,诗者,概而言之,概而分之,大体有庙堂诗人、有书斋诗人、有行旅诗人三路。在中国,庙堂高居于上,乃权力的象征,是以,庙堂诗人多颂词,乐于“捧哏”角色;书斋者,学问之所由来,知识的生产与拥有者。是以,书斋诗人多智语,恪守“言志”立场。行旅者,人生之过客,或践行或观察者。是以,行旅诗人多自言,倾心“一路上的风景”。

人生在世,为生存,谋发展,自觉不自觉地都要选择。诗人也一样。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言:你的选择,决定你的存在。

教授诗人吕刚是怎样的一个选择呢?

作为二十多年的知己诗友,我读吕刚,觉其不在庙堂,也不拘于书斋,而更多行在旅途。故,他不是庙堂诗人,也非正经的书斋诗人,硬要归类,可归为一位现代版传统文人式的行旅诗人。——此处有其代表诗作为证:《青岛印象》《藏行偶记》《新疆:看到与想到的》《西行散记》《榆林风物》《杭州即景》等,由东到西,自北而南。几乎走遍了。间或海外、国外行旅,都有诗作存焉。

吕刚的行旅诗,行有所观,观有所思。在淡静的表面下,有深在地对于生命和人性的感悟与反省。比如他杭州组诗之《登雷峰塔》,写西湖景致——“上了年纪的山水依旧/俏江南模样”。乍看是写江南山水之美,细思还有对于人生苦短、物是人非之命运的感慨。不能简单表面当作单纯的写景诗去看。当然,话说回来,吕刚绝不是为作诗而刻意行走天涯的诗人。这,就另有一些说头了。

吕刚在大学教书,上上下下的课堂,进进出出的校园,是他生命的另一旅程。如此大半生,视课堂为庙堂,认校园为家园,清着、贫着、淡着、雅着,渐次习以为常,为人做事,包括为“圣神的文学事业”,皆任神行而空依傍,每每看重的,多是日常生活的意趣与细微诗艺的追求,所谓随缘就遇,而林风有仪、云水无痕。

此处也不乏举证:近几年,吕刚接连推出的几个一行、两行组诗,就是他着力用心、自觉探求的结果。

比如二行组诗《你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之第3首——“电梯里姑娘赧然一笑/撼动你一树桃之夭夭”,写日常生活中之所见、所感,用了现代诗不常使用的隐括手法,将《诗经》中一句古诗镶嵌在一句现代诗句中,自然、贴切,意蕴饱满而丰赡。

再如同组之38首——“多情应笑我染黑华发”,化用苏东坡“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句子。一个语词的改变,将人生的悲剧化为喜剧,而内里其实是悲喜剧。别具诗意效果。

隐括,或叫用典,这种表现手法,自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将其做了负面讨论之后,现代诗人基本废而不用了。但吕刚将其培植嫁接,重新复活,引发新意,实在难得。其实,这也暗合了我自己近年来所提出的“外师古典,内化现代,通合古今,重构传统”的诗学理念。正所谓,周命维新,其来有自。

写日常生活,而要表现出诗意,且只用一行诗句,又欲诗意不那么单薄贫瘠,这种艺术张力的把握与营造,实非易事,弄不好,就是一句松松垮垮、平淡无奇的大白话,或者是故弄玄虚、耍猾炫技的调皮话。读吕刚的一行诗,不是每句都出彩,但精彩的诗句不在少数,可谓难能可贵。

吕刚写诗三十年,作品数量不算多。这跟他懒散的性格有关。当然,也与他对诗艺的持守精神分不开。

吕刚曾给我讲,他看待艺术作品的标准有三条,即古典情怀、现代精神与后现代手法。我基本赞同他的看法。但我理解,所谓的古典情怀,具体到一个现代诗人,应该具有美的、悲天悯人的理想;所谓的现代精神,就是对社会、对自我的怀疑、批判与反省;所谓的后现代手法,则指诗艺的表达,各种表现手法都应通达无碍。

那么,吕刚的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哪些作品符合了这样的艺术标准呢?我想,读者自会有自己独在的、智慧的评判。用不到我在这里越俎代庖,替人说话了。

真的好诗、好诗人,必定是他的人比他的诗更要好,方得文质彬彬之外,更直见情怀与性命。

所谓:诗文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

好人,好诗,好风致,二十一世纪的“长安”城里,得有几个如吕刚这样的诗人,亮眼提神才是。且待天凉唱好秋时,便又添续了几个好故事,留待传说雅正,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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