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工地打井 □卢建斌
1996年暑假，那年我24岁，从长安来到西安，在兴庆宫公园旁边的曹家巷小区建筑工地打工。在这里，我们打了三眼三十多米深的井。
当时在这个工地打井，不是打吃水井，而是为了打桩基，就是先打35米到40米的井，然后灌浇混凝土，形成桩基。当时这个工程是我们邻村的建筑队联系的，我和本村几个青壮年一同加入到这个建筑队中。之前，我一直担心自己能否适应这里的劳动，好在有同村几位一同前往，互相有个照应，也就去了。
我们带着钻井设备进了工地。钻井的活非常繁重，打35米深，每米报酬2.2元，打一眼井必须连续劳作36小时，中间不停地把井打成。第一天我的身体基本能适应，有用不完的劲，一锅泥片刻工夫就铲玩了。到了后半夜，我的手脚开始不听使唤，觉得一锨泥似乎有千斤重，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至黎明时分，人困乏得实在撑不住了，浑身上下近乎麻木，像一根木桩。老板一看这种状态，一人发一盒烟，提提神。终于，等到测井的人测出正好35米，井大功告成时，我已经累得快散架了，连向工棚迈步的劲儿都没有了。
到了吃饭的时间，在足足有半个足球场大的石子堆上，立着、蹲着、坐着黑压压一片民工。一人两个大蒸馍，那手够黑、够脏，无人在乎；那蒸馍足有老碗口大，但竟被一口咬去四分之一。他们吃饭无所顾忌，狼吞虎咽。
第二天，下雨了，活停。工棚里的民工兴致高昂地投入到扑克牌的搏杀中。我却由于身体不适发起了高烧，同去的那几个看我脸色不对，忙扶我去了医疗所，一量，39.8摄氏度。医生开了两包止疼散，一板伤风胶囊，我又返回工地。
过一天雨停了，钻井又开始了。我重振精神，又投入到连续36小时的紧张劳作中。我的双手血泡已满，又磨烂了皮，钻心彻骨的疼痛令我不堪忍受，但又必须挺住。在那种火热的民工生活中，大家没有怨言，没有退缩，只有坚强地挺住。到了中午，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大伙儿都有些受不了，便一人卷一小席在公路边树荫下乘会凉。大家赤着上身，下身是大半截裤，光脚，无人理会自己的形象。骑自行车路过的城市人偶尔会侧头“观赏”一下这独特的风景。对民工们来说，这般苦，他们已经适应。
三口井完工后，接下来要用混凝土浇灌灰柱，这中间有两天的间隙，我立即骑车飞奔回家，睡了一个下午。伯母过来问情况，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伯母直摇头说：“不易呀，不行就别去了。”我咬着牙没出声。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医疗站挂了两瓶葡萄糖，下午又骑车返回工地。
那个暑期，我挣了500余元，扣去饭钱和药费，还剩300元。这是我人生中靠打工挣到的第一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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