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医生劝阻吸烟致死案” 杨鹏
漫画/张永文
今天，是第31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烟草和心脏病”。针对越来越严重的烟草损害，医生提醒说，吸烟指数400以上的人群应该立即戒烟，此外，三手烟的危害也要引起警惕。而华商报记者昨日在西安街头随机采访了10位20-50岁之间的男士，其中7位都吸烟，最多的一天10多支，最少的一天2支。
吸烟有害健康，几乎人所共知，但真正在乎烟草对于自身以及他人危害的烟民，却并不是很多，公共场所并不顺利的禁烟进程就是明证，我们至今还在要不要“全面控烟”上摇摆不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全面控烟”固然赢得了舆论的肯定和赞誉，却难以得到更多城市的响应和跟进。
特别是，控烟还处于立法过程中的杭州，近日传出消息说，此前“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条款已被删除，仍然保留了部分场所室内可以划定吸烟区或设置专用吸烟室的规定。不可否认，地方立法中牺牲公众健康而向现实妥协乃至退让的做法，其实让舆论很受伤。
而在这个无烟日来临之前，最容易勾起舆论回忆的，当属“郑州医生劝阻吸烟致死案”，这起沸反盈天的舆论狂潮犹如发生在昨天。
去年9月，郑州金水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尽管认定劝阻吸烟与老人猝死并无因果关系，却还是让并无过错的医生杨某赔偿死者家属1.5万元人民币。显然，这个不恰当的判决，向公众传达了错误的信号！这个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判决一出，舆论哗然。“敢不敢劝阻老人吸烟”一时间成为很多人心头的一个法律疑问。
事实上，一审判决不仅违反了公民有权制止在禁烟场所吸烟的法律规定，而且极大挫伤了劝阻吸烟者的积极性，也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好在二审终于做出了一个让控烟界满意的改判。
控烟，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在这个无烟日里，让我们记住控烟实践中刚刚经历过的一次尴尬和挣扎，并从这起偶发的个案里，看到公众对于“控烟大业”能够更进一步的期盼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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