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忘不了的余家沟
●2002年，王克明（右）与李长荣在余家沟山上
2018年1月9日清晨，王克明从北京赶到延安。一下火车，直奔宝塔区河庄坪镇余家沟。
当晚，他就住在了余家沟。那两天，他要参加一场葬礼。余家沟的老书记李长荣走了，他想送老李最后一程。和王克明一起来的，还有老知青王士伟，以及当年在余家沟插队的其他知青捎来的份子钱。
自从1978年回北京后，王克明一直和余家沟的乡亲保持联系。而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几乎年年回来。对他来说，余家沟有着特别的意义，即便40年过去了，这个日渐没落的小山村，仍然让他忘不了，放不下……
A 一座坝，一个人
王克明也说不清自己究竟牵挂什么，那么多乡亲，那么多乡情，如果非要说出一个具体的话，应该就是当年余家沟建成的淤地大坝，还有老书记李长荣。
1969年1月，一群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坐绿皮火车从北京到西安，再换闷罐火车从西安到铜川，然后跳上蒙着帆布篷、捆着防滑链的解放卡车一路颠簸到延安。那是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卡车到延安时，一路上从车篷后面卷扬起来的雪打湿了后背，冻成了盆底儿大的冰疙瘩，也把王克明初次离家的兴奋，以及对插队生活的向往和热情完全冻住了。
接下来的日子远比想象中艰难。面对余家沟昏暗的油灯、光秃的山峁、饥饿的煎熬、劳作的艰辛……王克明感到惧怕，他一边怀疑“革命咋会那么枯燥”，自觉在这里就是浪费青春，一边消极应对劳动，寻找机会结束插队，离开余家沟。
机会不好找，一晃，5年就过去了。
1973年，国家政策开始调整，一些知青借上学、进工矿企业的机会回城。但王克明因为自己的亲人没有平反，还是回不了北京。
自己一直走不掉，如今看到别人有机会离开，王克明的心情很复杂，他在自己住的窑洞墙上，拿大刷子刷了三个字：无所谓！同学问，写这几个字啥意思。他回答：无所谓嘛，既然走不了，那就留下吧，索性在农村扎根。话说出去后，王克明心里反而释然，他开始面对现实，重新考虑生活的意义。
余家沟的村支部书记李长荣一直看好这个北京娃，知道他不走了，就提议他当大队书记，王克明欣然同意。王克明心想，既然要留下，就得做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时候对他有吸引力的事情，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谁也没想到这个北京娃一上任，就提出一个大胆规划：打坝淤地。
当时，余家沟的耕地都是山地，粮食产量低，耕种的方式也很落后，如果打座淤地坝，就能拦截山洪冲下来的泥土，淤积出一块平整的耕地。但是打坝是件危险的事，“搞不好要死人的”，而且淤地需要时间，成效不会立显，弄不好就会前功尽弃，村里人为此争议不下。但李长荣最后拍板同意了。
王克明说，李长荣后来成为他在余家沟最好的朋友，虽然两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他们的友谊就始于一起当队干打坝的时候。在王克明眼里，李长荣虽然没有文化，却并不顽固保守，相较于一般农民，他其实是个思想超前、颇有见识的人。即便如此，当年同意知青打坝淤地也需要冒极大风险，这里面不仅有老书记的担当，也有对王克明的信任。这让王克明格外感动和珍惜。
1976年大坝竣工。10年后，一大块平整的土地展现在余家沟村。
在此后的30多年里，这座大坝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让余家沟人有了平整的耕地，玉米亩产量曾达上，这在陕北农业中相当不错。后来余家沟人还利用这片耕地搞大棚蔬菜、育苗等等。现在又利用它开挖鱼塘，搞休闲旅游。
王克明是在余家沟生活时间最长的知青。离开后还一直牵肠挂肚，最初操心大坝能不能耐住洪水，会不会前功尽弃；后来又为了坝地盐碱化问题，不断去修复和维护。这是他插队10年里干成的最大一件事，他怕大坝垮了，对不起李长荣，对不起余家沟的乡亲们。
B一本书，一段情
坐在我对面的王克明已经65岁，头发几乎全白了。
离开余家沟40年，言谈中，他仍会不时蹦出几个陕北词语，夹杂在略带京腔的普通话中。他说：“陕北话是我的生活，是我和余家沟的生活。在我眼里，它们是生动的艺术，是富有的文明。它们从遥远的古代走来，蹒跚沧海，文化厚重，加泥带土，沉甸甸的。”
王克明记得，刚到余家沟的时候，乡亲们非常热情，围上来问长问短。但他们一句也听不懂，只见那些人摆手说“害怕”，他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过几天熟悉了才知道，不是“害怕”，是“害不哈（hà）”，意思是“不懂”。后来他看书的时候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古语，还能表达高深的语义，正确的写法是“解不下”。不仅东晋陶渊明的《搜神后记》里有“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连唐代大德高僧开悟的时候，一下大彻大悟了，也说“解下”了。
还有一次去老乡家里吃饭，王克明发现，老乡家的锅台比知青的好看，泥土上面点缀着一些白点儿，而知青的就只是用泥土抹平。他很好奇，老乡说：“灶火跟前焊些儿鸡蛋壳壳，教好看些儿。”他还纳闷：弄个鸡蛋壳壳，怎么叫焊？没有焊枪不用焊条，怎么焊？他想不明白，此疑问搁在心里好几年。
直到后来，他从沈括的《梦溪笔谈》里看见一个“陷（hàn）”：“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陷其间，泥封炼之。”嵌入，镶嵌。顿时明白，这个“陷”就是陕北焊鸡蛋壳壳的“焊”了。
王克明觉得很有意思，余家沟人说沈括时候的话？从那时候开始，他对陕北话发生了兴趣，产生了敬仰。就开始有意识地记录一些觉得有意思的词，回北京以后，一直没停。八十年代开始，他就常回陕北，持续记录，兴趣也越来越浓。
2000年后，王克明开始钻故纸堆，琢磨它们，研究它们，最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了一本七十多万字的书，叫《听见古代》。
余家沟的老乡们没有想到，他们整天在男耕女织、家长里短、婚丧嫁娶、打情骂俏中使用的那些土得掉渣的方言，竟被当年的北京娃整理成书，而且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献给余家沟”。
王克明说自己不是一个语言学者，写这本书是出于对文化的尊重之心，只是想做一些“文化抢救”工作。他说，一代又一代不识字的陕北人，口口相传着很多古代词汇。由于交通阻隔，地方闭塞，他们的语言没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虽然语音逐渐有变，甚至语义有变，古老的文化却能静静保留。在王克明看来，陕北农民在闲话家常里，在嬉笑怒骂中，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
其实在“文化抢救”的背后，是王克明与陕北的沟梁峁塬、父老乡亲几十年未断的情缘。正如他在《回首黄土地》一书的序言中写的那样：“一个个朋友已不在身边，一段段往事却恍如昨天；一位位乡亲仍劳作山间，一回回梦里又相诉万千！爱过的，恨过的，活着的，死了的……都难舍，都难忘！”
■本报记者 牛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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