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乐:西方的魏晋风范
某些特殊的时刻,时间,这个我们通常无法触摸的存在,会像一个具体的物件摆放在我们眼前,或者,会像一件具体的、质地细柔的棉质长袍,将我们满怀慰藉地裹住,和我们的肌肤温润相亲,和我们的心灵相拥言欢。这样的时刻是美妙的,美妙中又淡淡地蕴积着一丝沉郁和伤感,让人想起秋天密林里的一抹阳光。这样的时刻,是我能真切感受到时间质感的时刻。
某些安静的夜晚,这样的时刻会在我的房间降临,而带来这美妙时刻的,是海水一般溢满房间的爵士乐。
我对爵士乐的倾听,是逆着时间河流而行进的。我最早比较集中倾听的,不是我后来为之着迷的冷调和自由爵士等爵士乐大师的作品,而是“爵士乐变色龙”迈尔斯·戴维斯的后期作品。从迈尔斯开始,我逆着爵士乐发展的时间河流,慢慢向爵士乐的源头听去——当然,这也仅只是一个大致方向。我是一个爵士乐的倾听者和沉湎者,而不是一个爵士乐历史的研究者,所以更多的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情和感觉来选择和进入,而没有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一步步去梳理。也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我选择爵士乐曲目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自身心情的过程。
有一段时间,我听得最多的是比莉·霍丽黛。这位生于巴尔的摩贫民窟、十岁被继父强奸、十多岁便开始妓女生涯的爵士天才,自幼就品尝了太多人世的艰辛、险恶和痛苦,她的歌声也因此充满了缠绵不尽的悲伤。在集中倾听比莉后期录音的那一段时间,我也同时在看一本法国作家玛丽·荷朵内的《罗丝·梅莉·罗丝》。夜深人静时,当我在手边放上一杯杜松子酒,在比莉的吟唱中打开书本,我实在分不清到底是比莉的歌声加重了文字的沉郁和压抑,还是文字更加衬托了歌声的悲苦和神伤。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想,它们都和我的某种心情密切相连。那本书我在歌声中看了两遍,看完后,我换上了艾拉·菲茨杰拉德,在艾拉的歌声中,我的心情渐渐温暖。
上世纪五十年代,艾拉·菲茨杰拉德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合录了一系列二重唱,这些唱片至今仍被认为是爵士乐二重唱不可逾越的典范。阿姆斯特朗也是我十分喜爱的大师,他那浑厚、饱满而又充满磁性的声音,在静静的夜里,完全可以让一个普通的房间成为一块声音的磁场,成为一块情绪的云朵。我最近时常听的便是阿姆斯特朗,尤其那首《What a wonderful World》,多么简单,那么简单,却总是让人感受到简单中那无尽的美好。生活,需要去发现、感受、分享这简单中的美好。
吕西安·马尔松在《爵士乐简明史》中说:“我们喜爱爵士乐,因为它具备了西方文化翘首以盼的美学世界应有的一个特质;而反过来,这个美学世界又促成西方文化从其自身中解放了出来。”这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来谈论爵士乐对文化的进入与影响。确实,爵士乐对演奏形式尤其是即兴演奏的开拓、对音色空间和音乐节奏的拓展、对环境氛围与时光的塑造,呈现出一种令人着迷的自由属性,大大推动了西方现代审美的发展。其实,从东方的角度来看,爵士乐的自由属性也并不与我们的生活格格相离,我甚至觉得它与我们的魏晋风范有所呼应。那一份对生命的沉浸,那一份对自由的沉浸,那一份对当下的把握(它的即兴),你不觉得,也同样非常东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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