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账家庭 西安光华路七旬老夫妻 20年的点点滴滴 都在我的账本里
记得《华商报》创刊不久，曾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门上街买张《华商报》看，有时还是迟了没买到，那就借人家的看，上饭馆吃饭问老板有《华商报》没？《华商报》大胆报道社会热点敢于监督，特别吸引人。20年了，我还在天天看《华商报》，这是我的精神快餐。
——谢世兴 48岁 项目负责人
盛夏，驻步停在城墙根下，零星的阳光和斑驳的树影交错，落在树下休闲的老陕身上，看着青瓦红砖，沉积的历史尘埃，依稀是汉唐的影子。这就是我热爱的长安。
——史菁 29岁，IT人
从呱呱落地到茁壮成长，一路风雨一路征程。在时代担当中，与人民群众同频共振！
——贺军荣 45岁 武警某部宣传干部
富民强省，希望宜居西安，宜居陕西，希望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老百姓的收入都能更上一层楼。
——许女士 46岁 彩票经营者
20年，对一个城市来说，或许很短。对一个人来说，却是难舍的年华。在过去的20年里，宁波籍的张天德从中年迈入了老年，有了可爱的孙子孙女，与相濡以沫的老伴一起，步入了人生最宁静的阶段。
现在年收入是20年前的7.25倍
在张老先生位于西安市光华路的家里，有一样特殊的宝贝——一本本历经沧桑甚至发黄变暗的账本，30多年来，每一天的消费账目都历历在目，大到买空气净化器、空调、电视，小到买菜、看场电影，都要一一记录，每个月一小结，每年年底再做一次总结。因为记过的账本太多、太杂，后来他把原来的很多账本做了一个总结，把数据归类整理后全部誊到一个账本上，还专门做了目录，比如《历年生活费开支》、《水电气支出》、《医药费开支》等。
“1997年，我一个月工资700多元，老伴600多元；2017年，我的退休工资6000多元，老伴是3000多元。”张老先生说，1997年俩人的年收入是16188元，2017年预计是117444元，收入是20年前的7.25倍。
他说，20年前大家普遍工资收入低，过日子都很节俭，攒上几年购置个大件的家具或电器，现在，老两口一个月退休工资加起来近万元，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收入增加了，那么月支出的变化有多大？账本显示，1997年伙食费年支出2376元，2016年是11705元。“单从吃饭花钱来看，1997年伙食费占收入比是 14.69%，现在是10.39%，日子宽松多了。”
比起家乡宁波
更热爱西安这座城
在一天天的仔细经营、精打细算中，两个儿子先后研究生毕业，都出国留学定居。如今，家里就只有老两口相伴。
孩子成家立业了，老人也没有经济负担，从此开始去看世界。这些年里，他们走遍了欧洲十几个国家，北京、广西、云南、港澳等地方都去了，偶尔去趟儿子定居的巴黎，还住不习惯，很快就开始想念西安的美食。“有一次刚回西安，就出门买了一堆烤肉串、肉夹馍、羊肉泡馍回家，摆了一桌子，觉得真香。”
从20岁军校毕业来西安，到现在的75岁，张老先生在西安已经待了大半辈子了，尽管口音中仍是浓厚的宁波味道，但早已经是个“老西安”了。老伴也一样，15岁就从湖北来到西安，待了60年。
“我喜欢这里的气候，喜欢我们单位家属院里的氛围。”张老先生说，这些年他已经很少回宁波，受不了潮湿多雨的气候，喜欢西安的干爽，喜欢单位里的朋友圈。退休后，老两口积极参加单位退休职工的各项活动，每天晨练逛公园，参加各种运动，每年都会参加打麻将比赛。
两位老人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锻炼好身体，以一颗热爱生活的心，继续在这座温暖的城市里，过着幸福的晚年。华商报记者 李琳 摄影 黄利健
城中村家庭
城北肖家村村民胥余良
城中村改造分十套房
生活大变样
西安城北肖家村的胥余良如今住进了160多平方米的安置房内，回想起20年来一家人的变化，他说，感谢城改使他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多年前
村里人都靠种地为生
62岁的胥余良，一儿一女，如今儿孙满堂，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你肯定不知道20多年前，我们家的样子。”胥余良说。20多年前肖家村还没迎来大规模房客时，村里的人都依靠种地为生。
“那时候拉了一架子车萝卜，就卖6块钱，一斤萝卜才2分5。”胥余良说，“村子里的劳力都想去城里的工厂上班，羡慕企业职工。我那时候接父亲的班在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有80多元，勉强养活两个老人、两个孩子和老伴。”
最多的时候出租了30多间房
胥余良的生活第一次大改变是在1994年前后。“现在想想，像是一夜间，村里来了大量的外地人租房子。”胥余良说，“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把房子租出去完了。”整村村民的生活有了颠覆性的改变，不再依靠种地，而是当起了房东，每家每户都靠收房租为生。
最多的时候，胥余良家一共有30多间出租房，全部租出去了。每个月一间房房租最少200元，一下子每月家庭收入多了六七千元。“就是那个时候，一位房客是摄影工作者，让我也对摄影摄像有了极大的兴趣。白天给人做婚庆，晚上去单位上夜班，人有了钱也敢折腾了。也敢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了。”胥余良说。
拆迁换来十套房
想都不敢想
肖家村的拆迁是在2010年前后。“当时有的人觉得拆迁不好，觉得政府断了他们当房东的路，害怕生活又要回到那没有经济来源的日子。也有大部分人是欢迎的，毕竟城市要发展，想想以前的肖家村那就是脏乱差，现在的社区那叫一个干净整洁。”胥余良说。
在拆迁时，胥余良的家丈量面积是1000余平方米，按拆迁政策给胥余良分了10套房子。“我把两套房子的名额合成了一套，要了个160平方米的房子自己住。”胥余良说，“还剩下8套房子，儿女各一套，还卖了一套用于装修其他房子，剩下的五套租出去了。每个月收租金还能收六七千元。”胥余良说，“这要放以前想都不敢想。咱也能住上环境这么好的小区，还有这么大的房子。”
有了钱的他们 没有忘本
如今胥余良一大家人，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在他的房子里养了大量的花草。没事了约上三五好友骑着自行车旅游，用他的相机记录大自然的美妙。
在胥余良的家中，还堆积了一些废旧纸箱，当废品卖。“这是老伴每天遛弯捡回来的。贫苦了一辈子，即便是现在生活好了，日子仍过得仔细。”胥余良说，“人不管是穷了还是富了，都不能忘了本”。华商报记者 谢涛 摄影 陈团结
二孩家庭
西安38岁二孩母亲张女士
养二孩虽然辛苦
生活却更有滋味
“我们算是全面二孩政策第一批受益者。”西安市民张女士说，她的“小宝”是踩着鼓点出生的，“刚好在2016年1月，早出生3天就不在政策内。”
“一切困难总有办法解决”
张女士1979年出生，是西安城南一家公司的白领。老公比她大两岁，也是上班族。他们的大宝是女儿，今年6岁多，小宝是儿子，才1岁多。“老大三四岁的时候，我萌生了一个孩子太少的想法。后来意外怀孕，我想这就算天意吧，就要了小宝。”
决定生二孩，一般夫妻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有没有时间照顾、经济能力能否承受等。张女士说：“我和老公的工作比较忙，有时候需要加班。幸运的是，宝贝们有个特给力的奶奶。”
孩子虽可爱，但两个并不好带。张女士说，二孩给家里带来的是忙乱。“房间小，东西乱，我现在急需学习收纳本领和断舍离。因为是一儿一女，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生理特点、成长规律不同，我正在读一些教育孩子的书。我们是普通家庭，两个人月收入不到一万，经济方面压力并不小。但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情，我们平时不给孩子买昂贵的玩具和衣服，但会尽力每晚给孩子讲一个故事。”
“要了二孩后再回头看，一切困难总有办法解决。”她说，“虽然受点辛苦，生活反倒更有滋味。”
希望给二孩更多政策支持
在西安，不少一孩家庭由于种种原因感叹“上学难”，两个孩子上学困难又有多大？张女士说，如今，大宝已上幼儿园大班，“是在原来碑林区居住的房子附近就近找了一家私立幼儿园，一个月1500元。”小宝每天由她和家人一起带，有时候上班也不得不带上。“尽管孩子很闹，但看到孩子可爱的脸，我就会感到满足，感到很有成就感。”
考虑到是两个孩子，家里又在曲江买了一套大户型的房子，准备让孩子将来在新小区所在的辖区公办小学上学。但她现在很担心，小区宣传的入学指标是“一房一孩”优先，老大上学用了指标，将来老二不优先、没指标了该怎么办？如果上不同的学校，接送太不方便。
对于教育孩子，张女士考虑得很多。她说：“我的规划是让两个孩子都爱上一项运动，享受一门艺术。”对于将来，她的想法是等孩子上完中学有了自己的想法，再根据情况给孩子们提供帮助和指导。“我的想法是不一定上大学，去上职业教育，或者出国读书。我有时候在想，现在教育孩子，就是培养20年后的社会人，我能胜任这份职责吗？这需要我们这些家长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充实自己。”
张女士说，其实很多家庭都有生二孩意愿，但因为经济状况和抚养压力而放弃。希望有关部门能围绕抚养子女全周期过程，有针对性地完善政策，补齐服务短板，解决后顾之忧，推动二孩政策更好地释放改革红利。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创业家庭
企业家王鹏
一笔笔创业贷款
帮他创出千万级企业
在20岁出头最有干劲的年纪，王鹏遇上了国企改制。一无所有的他选择下岗，自己闯出了一片天地。现在有了稳定事业的他最要感谢的，是这些年国家政策对下岗再就业人员的扶持。
瞒着父母把工作辞了
1998年，王鹏原本在城东一电机厂当司机。“那时候我26岁，上班一个月工资也就五六百元，刚够养活自己，结婚的事想都不敢想。”
没多久，国企改制大潮袭来，王鹏所在的厂子也进行了改制。“厂里好多人都无心上班。我也顺势辞职，和另外一个也辞职的同学一起打算闯一闯。”王鹏说。
关于这次辞职，王鹏是背着父母决定的。“那时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没告诉他们，直到我辞职后两年，他们在收拾房子时才发现我原单位发的下岗通知。木已成舟，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
创业贷款帮他起步并发展
辞职后的王鹏和同学做了一家办公用品的代理。干了不到两年，因为和朋友在经营理念上存在分歧，两人分道扬镳。王鹏又去了一家销售摩托的企业，其间被派去兰州的分公司从事管理岗位。
“这段时期我结了婚，父母凑了36万在小东门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从摩托销售公司出来后，我弄了个门面卖家具。”王鹏回忆说，“大概到了2007年左右，听说我这类下岗员工可以申请到无息创业贷款，我就贷了三万元，再加自己攒下来的钱，弄了个家具生产小作坊。“
如此一来，王鹏就有了家具生产线和销售门店，生意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后来又注册了公司和商标，一直稳固发展。那时一直想把公司规模扩大一点，更新生产线、再在陕西其他城市铺一些门店，可一直苦于没有太多钱，很多计划无法实施。”王鹏说，“就在2012年，听说大学生创业可以申请到大额贷款，正好我爱人就是大学生毕业，我们申请到了40万减免50%利息的贷款，一下子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生产线得到了扩大，销售网络也更加完善。”
2014年还完贷款时，王鹏的企业全年产值已经接近1000万。
家居创业瞄准高端转型
如今王鹏日子过得不错，投资了好几套房用于养老，还和朋友开起了茶叶销售店。“以前不懂茶，这两年也慢慢懂了一些茶道。”王鹏说，“想想20年前，自己穷小子一个，从一个企业里走出来，在社会上独闯，到如今有了稳定的事业，确实要感谢这些年国家政策上对我们这些下岗再就业人员的扶持。”
如今家居产业也正在转型。王鹏之前从事低端板式家居生产，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这几年企业转型走高端整套实木定制，家居用料上更注重品质。”王鹏说，“每年都特别关注沿海城市的发展趋势，培养自己员工的设计能力，让自己的企业品牌价值得到提升。”华商报记者 谢涛 摄影 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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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西安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