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葛爱兰

西安晚报 2017-06-17 00:00 大字
本版插图吉日

◎梁新会

几年前回老家时,我听母亲和乡亲们说葛爱兰的男人殁了,葛爱兰的幼儿园年后又能招娃娃了。

大家说得那么直白,好像死人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其实母亲和乡亲们并无恶意,只是因为葛爱兰创办这个幼儿园太不容易,可她的男人非要逼着她关掉幼儿园。

可惜,乡亲们的愿望再次落空了。因为葛爱兰的公公、婆婆受不了失去独生子的打击,双双瘫痪在床。葛爱兰只得转让了幼儿园,搬回老院子照顾公婆。母亲替她难过,说老天爷不长眼,光让好人遭罪受。

葛爱兰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几乎和我的母亲是同龄人,但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曾经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

“你们这些个光葫芦,尽糟蹋庄稼,赶紧送到学堂去,叫葛爱兰给你们扎上牛鼻卷。”这是大哥哥们偷吃了西瓜豆角后,大人责骂他们的话语。言下之意,葛爱兰收拾这些调皮捣蛋鬼很有一套。

那时候每天下午,当我和燕燕守着收音机收听《小喇叭》时,葛爱兰一准会从我家门前走过。

葛爱兰剪着齐耳短发,穿着男士西装,走路时喜欢双手插在裤兜里。村里的女人都是袖着手走路,只有男人才手插进裤兜里走来走去。

秋天,我们就该上学了,肯定是她教我们。一年级只有一个班,她一个人包班,既是班主任,又代语文、数学、音乐、美术所有的课。

我们怕羞又好奇,时常从半掩的大门缝里多瞅她几眼。母亲见了她,老远就热情地打招呼,并恭敬地叫她葛老师。她似乎很享受母亲的称呼,回报以微微的笑。

过了七月会,学校开学了。果不其然,我们就在葛爱兰的班里。开学第一天,她先按照大小个儿给我们排座位,我年龄最小,自然坐在了第一排。这下,我才有机会看清了她的脸,黑瘦的瓜子脸,眼睛一笑就眯成了一条线,眉毛又细又长,非常耐看,更为奇怪的是,她一笑与我母亲竟有几分相像。

她在教室里一说话就笑,不似在街道里那么严肃。发现了这一点,我坐在教室里一下子就放松了,感觉和在家一样自在。她花了一早上教会我们包书皮,写名字。那是我平生的第一节手工课。笨手笨脚的我,居然学会了用报纸包书皮,回家给母亲显摆,母亲一时高兴,拿出了父亲带回来的道林纸,那是母亲裁鞋样才舍得用的好纸,让我重包书皮。包好后,我在雪白的书皮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母亲在一旁连连称好。

我多么爱去上学呀!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要反复叮嘱母亲,生怕她第二天早上把我叫迟了。母亲每天早早醒来看几次表,又怕表不准,便披衣下床看天色,听鸡叫。我到了学校一看,同学们都比我去得早,大家挤在一起挤暖暖,玩得很开心。我回家跟母亲哭闹,母亲说是我最小,葛老师怕我被大孩子欺负,专门让我赶上课到校就好。我停止了哭闹,中午饭后,乘着母亲不注意,一放下碗就跑去了学校,果然被几个大孩子拦住,要我给他们几张包书皮的白纸,我说没有了,他们搜我的书包,抢走了父亲给我从城里带回来的新奇文具,还威胁我不准告诉大人。我吓哭了,跑回家不敢上学,母亲护送着我来到学校,葛老师带着我们找那几个大孩子要回了被抢的东西,我才不哭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很快被上学的其他乐趣冲淡了。比如说葛老师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读起课文来就像广播里的人一样好听。比如说她教我们唱着儿歌“公式像妹妹小辫子……10像油条加烧饼”,我们唱着唱着自然地就学会了汉语拼音和数字。比如说她有时候会手把手地教我们握笔,写字,我们为了得到这样的机会,故意把字写得东倒西歪。比如说下午她经常带着我们在操场地面上用粉笔做算术题,她事先给我们每人分一块“田地”,让我们用算术题“种地”,她在“地里”帮我们“捉害虫(找错误)”……

那时候,学校里大多数老师上课都讲方言,很多学生被她好听的普通话所吸引,下课了经常趴在我们教室外面听她说话。我对她的声音非常痴迷,上学听讲、做作业便格外认真,她常常在母亲面前夸奖我,并嘱咐母亲要好好培养我。

当时,葛老师的两个女儿也在学校里上学,比我们高几级,她们每天下午都和我们一样早早地来校,但是葛老师却经常赶上课前才匆匆忙忙来到学校。有一次,她给我们上课时,手指上还沾着许多面痂,仿佛刚刚从面案子上下来的。

我回家偷偷和母亲说起这事,母亲说葛老师回家要给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做饭,不耽误教课就够麻利的了。

一天,有一个同学在课堂上叫她的名字。平常,我们村里人不管老老少少背地里都叫她葛爱兰。但那时候,小孩子是不能随便叫大人名字的。我们小孩子之间吵架,最恶毒的一招就是互相叫对方父母的名字。那天,那个孩子上课说漏嘴了,我们吓得都不敢吭声,她停顿下来,努力克制着自己,脸色很难看,半天不说话,然后又开始讲课。

慢慢地,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发现了一些异常:学校其他老师都在灶上吃饭,唯有葛老师回家吃饭;其他老师都不种地,葛老师却经常下地;其他女老师裤子上熨出来的裤线能割倒人,有时候还穿花裙子,葛老师一年四季都穿着灰塌塌的旧衣……

这些小事情在我们孩子眼里很重要——自己的班主任不如人就好像自己的母亲比别人矮了三分似的。母亲嫌我多事,说人家葛老师是民办教师,是一头沉咋了,你们这些娃娃谁敢不听她的话?你还不照样把她的话当圣旨一样,回到家里不写完作业不吃饭?你上你的学,别咸吃萝卜淡操心……母亲说完了,我还是迷迷糊糊,不大明白村里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叫她葛爱兰的原因。但是从那以后,我人前人后都叫她葛老师。

转眼一年级上完了,我们换了老师,我很少见到葛老师。冬天的一个早上,学校发生了一桩惊人的事情——葛老师不教书了。她的丈夫,那个在城里工作的男人跑到学校大吵大闹,嫌村上给的代课费太少,根本不够塞牙缝,家里又不缺那点钱,连打带骂地把葛老师拽回了家。学校校长、老师、学生拦也拦不住。

一年级没有了老师,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校长和老师去找她公公婆婆,她公公婆婆不开门。村里有孩子上一年级的大人去她家,一说起让她回去代课的话,她公公婆婆就翻脸不认人,骂人家盼着他们家断子绝孙……

村里流传着各种闲言碎语:葛爱兰的男人在单位升官了,赚大钱了……葛爱兰的婆婆想抱孙子,嫌媳妇只生了两个女子就不想再要娃,不仅撂挑子不管两个孙女,不干家务,还挑唆儿子打葛爱兰。

村里人葛爱兰长葛爱兰短地叫着,我也不知不觉地跟着叫起了葛爱兰。

葛爱兰再也没有出现在学校里,她像村里别的女人一样下地干活,照顾孩子。她与公公、婆婆同住一个院子,平时不大与人来往。但是她的男人一回家,俩人就干架,她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邻居们传言说葛爱兰刚开始还用书里的话骂男人,像杀猪一样号叫,后来怕吓着两个孩子就不吭声了。两个女儿乖巧,一看见父母打架就跑出去求救,村里人闻讯后去拉架,公公婆婆关了头门不让别人进来。村里人就趴在墙上喊叫,男人只得住了手。

男人隔三差五地回来,几乎每次回来都要打葛爱兰。一次,男人打葛爱兰,婆婆把头门一关,在一旁指派着儿子打媳妇,还警告两个孙女不准出声。两个孩子看见母亲头上的血淌个不停,失声尖叫。婆婆一看要出人命了,方才打开了头门。男人这次下手重,葛爱兰被打得动不了,好多天出不了门。

男人回单位上班去了,地里的活儿都得葛爱兰干。她为了避开众人,每天很早就下地干活。但是,村里人多,难免碰到一起。她不像村里别的女人,要是和家里闹了矛盾,逢人就说自己的冤屈,她不说话,别人看见她的伤问起话来,她也没有什么话,问得多了,她只是哭,哭得村里的女人跟着她一起哭。村里人就劝她,赶紧怀个娃娃,女人一有了身子,男人就不敢打了。

后来,葛爱兰的肚子大了,可惜生下来又是一个女娃。

这下,她的婆婆更变本加厉地折磨她。听说她坐月子没有人照管,村里人去看望她,婆婆又指桑骂槐,闹得大家都不敢上她家门。葛爱兰绝望之际曾经跳井,幸好被人发现拉了回来,劝说她为了娃娃,一定要想开些。幸好,葛爱兰的两个女儿比较懂事,一放学回家就做饭,洗尿布……村里人都夸她这两个女儿将来绝对有出息,安慰她暂且忍一忍,将来指望两个女儿过活就好了。葛爱兰这两个女儿不仅学习成绩极好,而且非常漂亮,是远近闻名的姐妹花,后来她们双双考上了大学。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葛爱兰家的战争不断升级,有时候是在巷道里,有时候是在田地里,俩人一言不合,男人随手拿起家伙就打她,惹得许多人围上去看热闹。葛爱兰大约忍无可忍了,要求离婚,男人却死活不同意。

有一次,她怀里抱着小梅,手里领着大梅、二梅到村长家里要求办离婚。村长家就在我家对面,恰巧我背着书包正要去上学,突然与她打了一个照面,看见她额头上的伤痕非常刺目,我不知该怎样称呼她,正犹豫间,她已从我眼前走过,面无表情,仿佛不认识我一样。多年之后,那伤痕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村里偶尔还会传出葛爱兰要离婚的消息,结果都不了了之。很快,葛爱兰又怀孕了,谢天谢地,这回她终于生了一个男孩。母亲当时就念了几句老天保佑,葛爱兰的罪受到头了。

十多年过去了,我几乎没见过她。直到我在西安上学时,有一次偶尔碰见了她。我大声地叫她葛老师,她一愣,半天没有反应过来。我很懊恼,觉得不应该叫她葛老师,但又想不出其他合适的称呼。好在,她也认出了我,彼此才不那么尴尬。她来康复路进货。她很老练地和老板讨价还价,然后背着大包小包去挤公交车。她的包太大,挤不进公交车,她急得在里面用力拽,我在后面狠命推,还是上不去。售票员不耐烦了,要赶她下去,她不肯,便和售票员争辩了起来。多亏,旁边有人替她说好话,帮我在后面使劲地推包,才把包塞进了公交车。她站在大大小小的几个包之间,摇摇晃晃,正欲寻找扶手,车已经启动了。我挥手与她作别,想她看不见,只好对着空气挥了几下。

事后,我听母亲说葛爱兰的两个女儿上大学了,小女儿和儿子也上了中学,而她男人单位效益下滑,那一点点工资根本养活不了四个孩子,为了让女儿坚持上学,她已经做了好几年小生意。

暑假里,我在集市上又碰见了她,她正在摊子上招呼买主。人又黑又瘦,仿佛矮小了许多。买主挑挑拣拣了一番,并没有看中任何货品,她摆放好东西,又大声招揽起生意来。旁边有几个人指指点点地说她以前是民办教师,为了娃上学,啥苦都能吃,啥活都肯干,真是个丫鬟命……我眼睛一酸,又不知如何称呼她,便没敢上前和她说话。

其实,那时候国家已经出台了民办教师转正的政策。民办教师的待遇提高了以后,村里人在她婆婆面前说起此事,她婆婆黑着脸骂人。村里人也不介意,嘿嘿一笑了之。

此后,我又好多年没有遇见过她。听母亲说她的小女儿和儿子都已经结婚成家,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帮子女们带孩子。

据说,葛爱兰带孙子带出了一串串故事。故事一是葛爱兰大女儿的孩子仔仔老爱生病,大女儿没办法只得请她来城里帮着带孩子,葛爱兰说家里有老人,地里有果树,哪一样都离不开她,坚决不去。电话里请不动母亲,大女儿便带着仔仔坐飞机回乡来接母亲。葛爱兰一看这架势——村里有多少老人一辈辈都没有出过远门,现在这月月娃都坐飞机呢,便有些动摇了。再看女儿给孩子吃饭喝水都要看着表,还把娃养得蔫蔫的,动不动就得什么肺炎,疱疹性咽炎,三天两头地住院打吊瓶。哪里像村里的娃娃土地里跑来跑去,个个都长得虎头虎脑,一年四季连个头疼脑热的毛病都没有。又看仔仔娃吃的奶粉上都是洋文,穿的那鞋袜,耍的那耍货(玩具)都是从外国买回来的,价钱贵得能买一头牛,就说遭罪了,福把娃娃烧着了。她告诫女儿把娃不能当爷的养,小娃就要三分饥七分寒。还与女儿女婿约法三章,要她带孩子可以,一切都得按照她的规矩来。葛爱兰不出三个月,把仔仔养得又白又胖,一下子迷倒了一大帮奶爸奶妈……

故事二是开办“家庭幼儿园”。仔仔几个月大时,女儿就开始给仔仔找幼儿园了,说是城里的好幼儿园不好进,入园费就得十来万。后来仔仔上了幼儿园,葛爱兰就没什么事儿了,她收拾行李准备去给二女儿带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子女多了,就要考虑平衡的问题,给这个带孩子,给那个不带,将来都不好说。谁料,仔仔离不了姥姥,上了幼儿园,又三天两头地生病,葛爱兰只得留下来,继续照顾仔仔。几个邻居也委托葛爱兰照顾孩子,没想到,孩子们说葛奶奶又会写字画画,还会讲故事,唱儿歌,比在幼儿园里学的知识还多。就这么着,葛爱兰的“家庭幼儿园”开张了。女儿很佩服葛爱兰,葛爱兰也不谦虚,说你们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不也从农村考到北京去了?

故事三是摇身一变成为“全能奶奶”。葛爱兰这几年帮儿女们带大了四个孙子,也陪着孩子们上课外班,电子琴,钢琴,美术,手工,就连英语,她全部陪着学。孩子们学什么,她钻研什么,回去了给孩子们辅导。几年下来,她练就了一身本领,成了名副其实的“全能奶奶。”

葛爱兰带大了孙子,说她完成了任务,坚决要求回乡居住。

葛爱兰回来时带着一大堆孙子们读过的图书和玩过的玩具,要求村长给她批块地盖幼儿园。村里人一听这是好事情,便帮着她盖了一院新房,办起了幼儿园。葛爱兰的幼儿园开学了!葛爱兰又当起孩子王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

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相约一起去探望她。去时,我们都带着孩子,让他们和幼儿园的孩子一起玩。孩子们很快玩到一起了。

我们恭喜她现在是远近闻名的葛园长了。她说:“人为娃娃活着。城里娃和农村娃心近着呢。”她示意我们站在窗外,偷偷地往教室里看。教室布置得简洁大方,我们的孩子讲三只小猪盖房子的故事,幼儿园的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接下来,我们的孩子弹琴、唱歌、跳舞,跳着跳着,幼儿园的孩子们也跟着跳了起来。

葛爱兰喃喃地说:“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今天实在是我们幼儿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咱村条件好的,都把娃带到城里去了。这些娃娃大都是留守儿童,平常都是爷爷奶奶带着,老人有时候地里活多,顾不上管娃,出了好几个娃娃被烧伤,摔伤,砸伤的事儿。我办了这个幼儿园,好歹能让娃娃们一直有人照看,捎带着唱唱歌,认认字……”葛老师指着一个胳膊烧伤的孩子说道。

陆陆续续有一些老人来接孩子。葛老师指着一个接了三个孩子的老太太说:“这是新搬来的赵老太。这个老人一共要管五个孩子,儿子家的双胞胎大虎、二虎刚上小学,小孙女和女儿的一儿一女都在这儿上幼儿园。她儿子媳妇在村里待不下去,两个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成年不回来。女子嫌她女婿老实巴交不会赚钱,跟一个收苹果的人跑了,女婿把娃给老人一撂寻媳妇去了。老人罪大得很,谁见了都说做孽。”葛老师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大人光顾着自己,把娃丢给老人就不见影音了。这个高个子的男娃,一直是他外爷来接。老两口嫌娃嫁得太远老见不上面,就以不知根不知底为由反对女儿的婚事,女儿就跟人私奔了。前几年,女儿回来了,怀里抱着个鼻嘴娃……”葛爱兰还是那么健谈,说话时就像在上课,表情丰富,声调抑扬顿挫,比比划划夹杂着着手势。我突然觉得她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讲台……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葛爱兰历经劫波,痴心不改,终于又当上了孩子王,我们同学都替她高兴。葛爱兰的幼儿园收费很低廉,但还像城里一样,管中午饭,这可帮乡亲们解决了大问题,他们在地里干活再也不用看表,不用操心回家接娃做饭了。

葛爱兰的幼儿园很受欢迎,其他几位退休的老教师也去帮她照管娃娃。他们说葛爱兰可不是闲了办个幼儿园务心慌,她是真心爱娃娃。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把孩子往家里一放就不管了。葛爱兰办了这个幼儿园,可给咱附近几个村解决了大问题。葛爱兰放弃城里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老家费心费力地办幼儿园,不图赚钱,不为扬名,只收娃娃们一个伙食费,等于义务教学。我们闲了,也去给娃娃们教教一二三。

乡亲们也夸葛爱兰:一辈辈就爱教个书,这下没啥拖累了,给咱好好教娃娃。

我们同学也张罗着,给她的幼儿园捐了许多儿童读物和文具。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葛爱兰的幼儿园办得有声有色时,她男人退休回乡了。

葛爱兰的噩梦又回来了。

男人与父母住在老院子,葛爱兰每天回家为他们做好一日三餐,再回去经管她的幼儿园。

葛爱兰两头扯着跑,忙得脚不沾地。男人却嫌她做的饭菜粗疏,要求她关掉幼儿园,回家专心专意照顾公婆。葛爱兰死活不答应,俩人又开始打闹。

退休一年,男人突然得了重病,葛爱兰没办法,只好停办了幼儿园,陪男人到城里看病。男人很快就撒手人寰,四个孩子从城里赶回来后哭得天昏地暗,乡亲们个个长吁短叹。

……

几年后,她的公公、婆婆相继谢世。乡亲们盼望着葛爱兰再把幼儿园办起来,可她不声不响地进城了——她的大女儿、二女儿都离婚了,她要帮着女儿照顾孩子。乡亲们说:人这一辈辈有啥活头,打打闹闹了一辈子,把娃娃们吓得也过不好日子。

葛爱兰家老屋的大门一年四季紧锁,几只燕子在屋檐下做了窝,天天飞进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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