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打杵
父亲虽已离去，但老屋墙角仍然伫立着那根打杵，沁着汗味，漫着体香，默默地述说着那段油黑的往事。
1940年夏天，刚满十一岁的父亲，穿上补疤衣服，拿支断头毛笔，在路边捡来一个碗底，去十五里外的乡中心校参加高小升学会考。几天后，他的名字排在榜首，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明月江沸腾了。可是，半年后，父亲辍学了。那时，父亲是家里没有长大的“全劳”，挑水、挑粪、耕田、耙田、栽秧、挞谷样样不落。为减轻肩上重压，他砍来水杉树，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根打杵，并在打杵上端安装了个月牙状的“碗儿”，用以稳固扁担。从此，破落的家有了支点。
1943年冬天，三更时分，十五岁的父亲被爷爷从铺盖里拉了起来：“走，赶碗厂。”他穿着两件单衣、一条单裤和一双草鞋，手里攥着两个烫手的红苕，半眯着眼睛跟在爷爷身后。睫毛上的霜冻成了冰，风刮得脸生疼无比，脚下清脆的咯吱声回荡在寂静的山涧。父亲走过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八十里”。
父亲挑着七八十斤重的八副小碗和四副大碗，闪闪悠悠地走在石板路上，心旷神怡悠然自在。可不到一个时辰，父亲的肩膀就磨打起了两个大血泡。扁担认得肩膀，肩膀不认扁担，走一步歪一下嘴巴，走三步换一次肩，前方的路没了尽头。他把衣服脱下裹在打杵上，然后把打杵撬在另一个肩膀上，勉强坚持走了四五里。之后，便一屁股坐在地上，无论爷爷怎么劝说，就是不起来。爷爷见他开始撒赖，便给他讲自己挑力上西安的事。爷爷说：“挑黄标纸去，挑棉花回，一去一回两个半月，挑过之后肩膀会长茧巴，以后就不会喊肩膀痛了。”故事再好，不能当饭吃，不能解决眼下困难。不知过了多久，父亲含着眼泪，咬着牙巴，把挑子硬撑起来，沿着穷苦人家那条可以活命的石板路，走一步数一步，步步锥心。第二天，他和爷爷把碗又挑往60里外的罗江场去卖。后来，掰起指头一算，这趟为家里挑回来一升碎米。
那个冬季，霜风和汗水把一个天真少年，活生生刻画成了一个男子汉。
1946年8月，四十二岁的爷爷去世，家和父亲十七岁的天空陡然塌陷。要债的人把办丧事收的人情钱收得分文不剩，一夜之间家陷绝境。经外公指点父亲请会里（入七星会）的七人吃饭，每人送来五斗谷子（约900斤），方解燃眉之困。然而，会里的人每年请一次客，请客时其他人要还“礼”，没谷子送就得折成钱送过去。无奈之下，父亲把目光再次投向墙角那根新做的打杵。父亲把脚一跺：“玩挑子，走万县。”语气砍切。
一个冬天的一个清晨，父亲挑着约120斤重的桐油挑子，从熊家岩的密雾中出发，向三百里外的万县城挺进。吃饭时可休息一会儿，白天的其他时间几乎都在挑担子和跑趟子。第二天，肩膀肿得像馒头，疼得如针扎，打杵换肩的频率比平时高出数十倍，力气和朝气全被耗尽。父亲说，“那相当于小死一回”。挑到开江长岭乡，天下起了大雨，他们便在一个名叫双河口的地方歇了两天。“虽说身上痛得难过，但在那里吃了两天‘冒二头\’（满碗的大米干饭），安逸得很……”他一边说，一边吞着口水。父亲对翻葛马梁、走牌立垭、越鹰嘴岩、过海螺垭、进桥亭子……如数家珍。到万县之前要翻越上下各六十里路的夹马石大山，人们把这段路称为魔鬼地段，“上梯如登上天，度时如度年。”他不停地摇摆着头。“那次在万县余家场过河墩，要不是同伴拉一把，我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心有余悸地说。
从万县往回走，父亲挑着百来十斤盐巴，跟在挑力队伍后面，每挪一步就想到离家近了一步，心里就会生出一份明亮和宽敞。但是，一天下来，父亲终因经验不足体力不支掉队三十多里。本该在天黑前达到双河口住宿点的，可父亲在天亮之后才赶到。他顾不得大家的白眼和戏言，他那里胡乱地吃了点东西，立马跟着大部队启程。临行前，大家商量说：下午三点钟挑拢达县葫芦乡赶船，用船把挑子运回大石桥（即大风乡），可父亲仍因跟不上趟误了船期，当时把他急得踢脚拌手，欲哭无泪。没办法，父亲只好用给家里买的两斤盐作为力钱，请同伴帮他挑到大石桥。他手拿打杵，徒步蹒跚，结果还是比别人晚到两个时辰。开客栈的冯姓乡长见他实在可怜，给了他一碗米饭吃，还免了他的栈房钱，这件事父亲记了七十年，说了七十年。“如果挑子是自己的，老子早就把它摔到河里去了。”第二天又请人从大石桥挑回熊家岩，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三十多里路怎么会走了一整天的。“折腾十多天，给家里挣了一把菜刀。”欣慰的笑容里带着苦涩。
□王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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