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见闻 ◎草籽
吹长笛的姑娘草籽/摄
谢菲尔德的街头艺人
如果说，街头艺人是一个城市的名片，那么英国62万人口的谢菲尔德市名片与西安相比有三个特点。一是谢菲尔德的街头艺人人数多，每天上街都能碰见好几个，而西安则是偶然一遇。二是乐器种类多。西安街头艺人手中乐器以吉他为主，而谢菲尔德却是百鸟争鸣，各领风骚，吉他、长笛、小提琴、小号、手风琴、口琴、风笛、萨克斯、架子鼓等。三是结伙搭伴的多。西安的街头艺人独来独往，而我在谢菲尔德街头总共见过四个小乐队，多的六人，少的两人。人多了，场子就大，气氛就热烈。
在谢菲尔德上街，每每低头赶路，走过某个街口，突然听到不远处飘来美妙曲调的时候，总是感到一种惊喜，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者。走到离演奏者十来米的地方站住，欣赏过演奏技巧，心里往往就会萌生非分的念头：要是他的下一支曲子是我熟悉的该多好。这是在英国，中国的传统乐曲想必是听不到的，但是欧美的曲目我又知之甚少，总共20来支吧。像歌曲《友谊地久天长》《雪绒花》，器乐曲《蓝色的多瑙河》《云雀》《献给爱丽丝》，等等。可惜的是，这些曲目，谢菲尔德街头的艺人们，一支也没演奏过。心怀侥幸，我一直在等，等那个懂我心思的人。
我等的这个人，当然不是那个一头金黄色长发、吹奏长笛的姑娘。看年龄和装束，她应该是一名在校学生，青春靓丽，吹奏出的曲子却不急不徐，娓娓道来，把节奏掌握得恰到好处。那曲调十分婀娜，像是发光的彩云，穿过树林，翻越山峰，召唤我们这些路人与其同行。我看见一位老者，应该是长笛的粉丝了，他驻足聆听了三四支曲子，走上前去，往姑娘的琴盒里放了一张10镑纸币。姑娘正在演奏，顾不得致谢，惟有颔首注目，以音符报答。
我等的这个人，当然也不是那个穿着方格短裙、吹奏苏格兰风笛的人。以前我只在电视里见过这种乐器，如今亲眼看到了，才知道它结构之奇特，制作工艺之精妙。他嘴里吹出的气，好像先要储备在一个气囊里，气囊夹在左胳膊弯儿里。胳膊往里一挤，粗犷的曲调便从三四个管子里跑出来。那曲调好像是牧民在庆祝丰收，也好像是宫殿门口在举行盛大的仪式，欢快激昂，鼻音很重，其他乐器再多，恐怕也要淹没在风笛的声浪里了。
我在英国呆的时间是有期限的，想来是等不到那个人了。有时候也安慰自己：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所以等不到是必然，等到了，那是奇迹。
奇迹，还真的发生了。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一条街道拐角的地方，一位40多岁的男子坐在那里拉手风琴。开始我没太在意，只觉得演奏风格热烈奔放，随心所欲，几乎每个音符都要加一个倚音，节奏就显得特别快，演奏技巧自然是不用说的。就在我准备离开而没有离开的时候，突然觉得全身细胞雀跃，心花开放——手风琴开始演奏俄罗斯歌曲《喀秋莎》，我要等的人原来就是他！
一大半中国人都会唱《喀秋莎》，大概是因为这首歌曲接近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我30多年前下乡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了，而且一直把他放在我的“好听歌曲”的篮子里。能在英国街头听到它，真可说是耳朵的盛宴了。
但是英国人似乎并不青睐这首曲子，来来往往的市民并没有因这首曲子停下脚步。我心情大好，以为我好不容易等来的人会重复一遍的当口，却见他站起身子，开始收拾摊子。我意识到必须赶紧表示谢意，要不然就来不及了。遂快步走过去，往琴盒里放了几枚硬币。他大声说了一句：“Thank you，very much！”原来他是英国人。原来，音乐从来不分国界。
温莎城堡寻包记
西安人，北京人，到了国外都是老乡。那天，我们这个中文旅行团早上6点从谢菲尔德出发，途经莱斯特、考文垂，上来两拨人。上午10点多，大巴开进服务区。我下了车刚要点烟，发现前面一位老头儿停下脚步，转过身朝我一笑，说：“咱们是一个车上的？你也是单蹦单？”
就因了那一笑，顷刻之间我俩接上了关系。于是快速交换信息，知道他是北京人，姓杨，小我10岁；原先在一知名酒店干过，现搞房地产。也是送女儿来英国读研的，刚才从考文垂上的车。见到老乡他心情大好，晚上我俩住一间房，他滔滔不绝地送我进了梦乡。天津嘴子，北京油子，不信不行。
第二天的重头戏是参观温莎古堡，女王没来，游客很多。40来分钟后见到老杨，正跟一位工作人员比划什么。原来是他的相机专用包包不见了，“里面有我的护照呢！我后天就要回国呢！”两句话道出丢包的严重性。
见他焦急，压力山大，我便说了句笑话，“能把包儿丢到女王的宫殿里也算丢得气派。”他酸酸地一笑，转眼又乱了方寸，汗水满脸。我俩把几个室外景点找遍，不见包包踪影，都已是气喘吁吁。老杨径直走近另一位工作人员，嘴里说，手比划。对方似乎听懂了，说出的话老杨却听不懂。正好这时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国留学生走过，被我留住脚步，请他翻译一下。经过一番沟通，我们知道那个人说的是你们要到出口处找工作人员联系。
出口老远。路上遇到一位年轻高大的工作人员，老杨贪人家英俊，刚进来时跟人家合过影。此时再见，竟好像遇到救星，握住小伙子手不放。小伙子知道老杨有难处，遂用耳麦唤来一位60多岁老工作人员。后者说什么，我们仍是一头雾水。头天晚上老杨自夸英语水平还凑合，原来实战效果不行，靠他的英语找不到包包。遂又物色了一位中国女留学生，请求她当翻译，她怜惜两位傻乎乎的老头儿，一口答应了。
我、老杨、翻译三人跟着老工作人员走进宫里一家商店，店家请老杨留下姓名电话，看样子那里是一个皇家交通站。留下信息又发愁了：找是肯定能找到的，就怕人家明天才给老杨打电话。不料刚出交通站，就见那个英俊小伙子远远向我们招手，赶紧走过去，原来他从耳麦里获悉古堡出口处找到一个包。于是兴冲冲跑去，说明来意，一个中年人灿烂一笑，取出一个黑色皮包。老杨欣喜若狂，伸手就要去夺，孰料中年人脸色大变，把包放到一个架子上，取出护照，很严肃地让老杨拿出有效证件来核对。
老杨手忙脚乱掏出几张卡片，拣出一张递过去，被中年人退了回来。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参观巨石阵的门票。老杨突然急中生智，让翻译跟中年人说：“虽然我没有有效证件，但我能说出那本护照上的姓名，也可以说明问题的。”翻译翻过去，中年人食指一个劲儿地摇。还是翻译年轻，脑子转得快，“大爷，你带信用卡了没？信用卡上有你的名字。”老杨回过神儿，找出信用卡递进去。中年人极其麻利，一秒钟后便把包包交到老杨手里。老杨这时还是有点儿懵，忘了对翻译说一句谢谢，我只好代劳了。交谈几句得知她是三门峡人，在伦敦上大学。
时间不等人，快到集合时间点儿了，我俩只好走马观花挑重点参观。路过英俊小伙儿处，老杨又握住人家手不放，并要我给他俩拍个合影。我说，“刚进来的时候你不是跟他照过了？”老杨笑说，“不一样，不一样！一张是丢包包前，一张是找到包包后，心情不一样！”
体体面面一便士
来到英国，开始接触到英镑、便士，觉得便士用起来很麻烦，没过几天口袋里攒了几十枚硬币，沉甸甸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辨别不清各位便士的模样，买东西总是掏整钱，一找钱就是好几枚硬币。
三四天后弄明白了，原来一便士与一英镑的关系，等同于人民币一分与一元的关系，且也有一、二、五、十、二十、五十，六种面值，与人民币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人民币的元与分中间有“角”来负责，十分就是一个班，角就是班长。
除去币制的不同，两种货币最大的不同在流通环节。咱们分别以一便士和一分钱为例。一便士大军每天都在英国奔跑循环，匆忙又滋润，而一分硬币在中国却没活儿可干，渐渐地跟大部队失去了联系，掉队了，或者干脆说就是下岗了。实际的情况是，一元票面的硬币不被人待见。比如在农贸市场买菜，如果卖主要找你一两个一元硬币，少不了要说声“对不起”，好像硬币犯了什么法似的。再往下数，五角钱的硬币虽说不经常碰面，但偶尔还能见到。一角、五分、二分和一分硬币则几乎全部退出了流通领域。说它们是钱吧，却没有人用它们来买东西，弄得硬币们颜面全无，伤了元气。
英国人的钱包里都有硬币，中国的硬币进不了钱包，这是咋了？2006年，我曾在一报纸上刊登过一篇文章——《硬币为什么叹息》，把大家不待见硬币的原因归结到银行不大愿意收存硬币上，现在看起来银行不收只是一个原因，银行只是硬币的归宿和起点。更重要的是，在市场流通领域，几乎没有一件商品愿意给小面额硬币存活的机会。比如一个萝卜包子算是很小的商品了，但它的标价却是一元或一元五角，而决不会是一元一角二分，一分钱硬币根本拿不出手。
英国就不同了，商品标价面面俱到，给一便士了很大的表演舞台。比如一品脱牛奶四十四便士，一袋三斤装面粉八十九便士，看你有多少个一便士花不出去？一便士没有了生死存亡之忧，脸上有光，自然就活出了味道，活出了尊严。
想当年，大概是我刚上小学的那一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发行硬币，应该说属于老百姓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许多学生都以收藏十来个硬币为荣。那时候的一分硬币，可以买两个水果糖，半根油条，一碗面条也不过是八个一分钱，一分硬币大有用武之地，当时甚至有“一分钱憋死英雄汉”之说，一分钱地位可想而知。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硬币渐渐式微。究其原因，似乎是工资涨了，物价涨了，一分钱在市民生活里的比重变轻了，导致整个社会对小面额硬币的疏远。这十多年来工资接着涨，物价接着涨，一根油条一元钱了，一碗面条七八元钱了，无论什么商品，标价多个一分少个一分无足轻重了，一分硬币的身价自然是一落千丈。
若论年纪，一便士的岁数应该比一分钱还大一些。我不是经济学家，但在我的印象里，一便士一路走来，还算平稳。来到英国，眼见它们至今依然出工出力，老当益壮。有事做，有担当，有体面。一分硬币、其它小面额硬币的下一个回合走势如何，不是行家里手我说不上来，但即就是小面额硬币们都找到工作，重振雄风，一分钱买两个水果糖的光景恐怕不会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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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西安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