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避难到西安道北 □赵干
作者绘制的上世纪四十年代道北局部示意图
我的老家在河南。1938年，侵华日军逼近郑州，为了避难，我的父亲、伯父带领全家迁至西安，落户在二府庄10号院，这一年我四岁。西安有好几个二府庄，我们落户的是城北二马路北侧的这个二府庄。这一片地域后来被称为道北。
布局四四方方的二府庄
二府庄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村落。三面农田环绕，布局四四方方，村中间有一条东西向街道，街长百余米，宽十余米，街道两旁是并列的十二个庭院，门牌号由东向西排列，南边为1、3、5、7、9、11，北边为2、4、6、8、副10、10。庭院多为四合院，房子都是“一边盖”，大门全部居右，门楼风格各异。村外西头有个两亩地大小的打麦场，打麦场西面原是一片耕地，后来建成了一座纺织厂，生产毛巾袜子。当时全村有四五十户人家，百八十口人，“此地人”占绝大多数。此地人以农业为主，家家拥有牲畜和农具。农忙季节，他们早出晚归，辛勤经营着自家的耕地。
从表面上看，3号、6号、11号院的人家比较殷实，主要是他们的房子盖得好，他们的穿戴好。尤其是6号院，有东西两个院子，西院是主人和佣人的居所，四合院，砖瓦房，砖铺地，门楼高大古朴，建筑考究。门口常拴着一条大黑狗，对行人虎视眈眈，汪汪乱叫，很是吓人。东院是车库马厩和雇工的住所。
4号院建筑朴素，保长一家人就住在这个院子里。8号院内的能人很多，每年春节，村里社火玩得异常热闹，都是这两个院子的能人策划组织的。从初一到十五，8号院门前摆着一套大鼓大锣大钹小鼓小锣小钹等打击乐器，不断有人敲打起来，全村人都能听到，很有过年的气氛。
10号院的邻里
我家居住的10号院，分前后两个院子。后院空旷，有四间西房，住着房东周大爷一家。前院共有十间平房，正房两间（中间留有甬道），东厢房三间，西厢房五间，共住了九户人家，其中六户为铁路职工，三户是生意人，都是避难来的外省人，以河南人居多。由于大家都是天涯沦落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故而显得格外谦让和团结。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大家都很穷很忙，终日为生计奔波。大爷大叔们白天上班上市，早出晚归，很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大妈大婶们为了节俭，想方设法。春暖时，挖苜蓿荠荠菜，捋槐花榆钱儿，摘扫帚苗灰灰菜，既当菜吃，又能加工成主食。夏收时节，拾麦穗、挖麦荏的人成群结队，哪里有收割就奔向哪里。这些活计，我都跟着大人们干过，时令性很强，早了晚了迟了慢了都不行。尤其是拾麦穗挖麦荏，那种刻不容缓的架势，很像打仗中的冲锋陷阵。
为了生存，还有许多心酸的故事至今难忘。西厢房第三家有位徐州籍的老太太，三个儿子都在铁路上工作，儿子上班后，她就提着竹篮到火车站拣煤核儿，以补贴家用。有一天从车站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说老太太被火车轧了，送进了医院，全院人为之震惊。数天后，老太太被大儿子背了回来，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虽失去了一条腿但保住了性命。从此老人家行动离不开拐杖，生活很不方便。
老太太的南隔壁，住了一家父子三人，是河南武陟县人，卖油茶为生。每天下午五时前把油茶做好出门。父亲挑着沉重的担子，儿子背着硕大的油茶壶，沿街叫卖。夜深人静时才陆续返回，有时能把当天做的油茶卖完，有时还卖不完，卖不完就把大家叫起来喝油茶，当然不能收钱。这户人家徒四壁，屋里没有一件生活家具，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玉米面饼子或面片蘸酱油醋，没有一点菜。后来有人给他们三十多岁的大儿子说了个媳妇儿，媳妇儿也是河南人。举行婚礼那天，院子里摆了个条凳，凳子上放了个装有沙土的瓦盆作为香炉，中间插了一束香，二人对着“香炉”磕了三个头，就算结婚了。结婚之后他们仍和父亲弟弟住在一个屋里，在锅灶旁搭了个地铺，旁边拉了个布帘，就是他们的新房。大家看了百感交集，心里很不是滋味！
东厢房第二家也就是我家南隔壁，住了一位三十大几的妇女，人称马大娘。她丈夫是生意人，生意做到了陕南，在那里又找了媳妇成了家，很少回来。从此马大娘断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了困境。马大娘是北京人，大户人家出身，大脚（那时这个年龄的妇女大脚的很少），有点文化，懂得很多民俗知识和处世哲理，言行礼貌得体，颇受大家的尊重，大家也乐意帮助她，做了好吃的都忘不了给她送一份。马大娘生活困难，身体越来越差。有一天，太阳升得老高，还不见马大娘起床，我给她送饭也叫不开门。大家让一位叔叔撬开窗户进屋， 确认了马大娘已断气。于是请来了保长甲长，他们商量着把马大娘的后事办了。
在城北三个学校上学
1940年我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了联志村小学上学。联志村位于二府庄西北侧，距二府庄约一公里，中间有条马路相连。联志村纵横约三百米，周围有四米多高的围墙，大门居中向南，门楼高大壮观。村内房屋东西排列，街道呈“丰”字形，正北方就是联志村小学。联志村小学校门居右（从南向北看），校内有三排平房，第一、第二排为教室，第三排为教师办公室和宿舍，后门外左侧是一个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操场周围是农田。所谓操场也就是一块平地，没有任何体育设施。我在这个学校上完三年级，后转到自强路东端的西安第一扶轮小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学业。
联志村的东面，原是一座仓库，抗战胜利后改为一所中学，系西北大学一位蓬莱籍教授创办，他兼任校长，故称“蓬莱中学”。蓬莱中学设初一初二初三高一四个年级，教员由西北大学的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兼任，常住校的教导主任是位军官，认真负责，管理严格。校园后面有个大坑，坑内有三孔很深的窑洞，洞内有上下铺，这里是住校生的宿舍。我在这个学校上过一年学，学费是一学年一袋洋面。
蓬莱中学东面是警察八分局，再向东是一条纵向沟渠，沟渠两边有许多窑洞，都是难民给自己挖掘的居所。沟渠以东，也就是二府庄、二马路的正北方，是片一望无际的耕地。这就是说，联志村、二府庄、二马路一线，就是当时西安市区最北面的边沿。
抗战时期，山西太原、运城相继失守后，日寇利用两地的机场对西安进行了频繁的轰炸，西安加强了防空措施。在城墙上安装了音响警报器和警报指示灯，火车站的机车也担负有报警的任务。 每当警报拉响时，城内的居民纷纷向城外疏散，当时叫“跑警报”。二府庄两边的道路距北门和中正门（今解放门）最近，是城内居民向北疏散的必经之路。我们清楚地看到，跑警报的人群，黑压压的，连绵不断。
二府庄东北一公里处有一个土岗，土岗上有许多树，当时国民党在这里隐蔽部署了一支高炮部队。每当日寇敌机临空时，我们在堑壕里能听到高炮发射炮弹的声音，听到看到炮弹在敌机机群中爆炸的响声和白烟。敌机对西安轰炸，多发生在城内和西郊机场，北郊也遭到过敌机的轰炸。我们亲眼见到自强路中段一座仓库被炸，这座仓库距二府庄近在咫尺，爆炸声震耳欲聋。
此后不久，西安西郊机场迎来了国民党空军部队和美空军飞虎队，这些空军战斗机在西安上空昼夜巡逻，也曾与日寇敌机进行过多次空战，空战常常发生在二府庄以北的上空。后来随着制空权的转移，我空军连续出动轰炸机对日寇实施空袭。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连续起飞，在空中形成编队，浩浩荡荡地飞向东北方。这些编队活动，也都是在二府庄以北上空完成的。
最近，我到故地踏青，看到二府庄、联志村正在拆迁。联志村小学、蓬莱中学（（校名已改）和纺织厂依然存在。二府庄以东，已变成了大明宫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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