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牧草样的生命 ——长篇小说《红雪莲》后记

陕西日报 2017-03-30 10:03 大字
杜文娟

2003年8月,第一次进藏,从西安乘火车到格尔木,再搭乘越野车到拉萨。夜宿沱沱河畔的小客栈,我被满天的繁星震撼,头顶,肩膀,指尖,睫毛上,无处不闪烁着星星,银河大概就是这般模样吧。那一夜,几乎无法入眠,头痛,恶心,呕吐,紧随其身。

2006年7月从成都出发,过了雅安才知道从成都到拉萨两千多公里,不出意外的话需要六七天时间。就是这一次,我不但到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还沿途写专栏稿发回内地。

在拉萨街头,晚上十点多还有兜售皮带帽子的吆喝声,长长的杆子上挑一只昏暗灯泡,火锅热气升腾。这个场景令我无法挪步,几年前的此时此地,街头一片宁静,所有亮光来自月亮和星星。

西藏一定发生了什么,青藏铁路为西藏带来的变化竟如此巨大。

然后,一路西行到了阿里,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走过千里羌塘无人区。辽阔无垠的藏北大地,几乎只有三种颜色,连片的褐色裸石,白雪皑皑的山巅阴坡,河流湖泊岸边的苍茫牧草。同样是草,内地的草娇嫩水灵,与传说神话有着不解之缘。藏北的牧草却沧桑凛冽,刚冒芽就像中年男女,肩负沉重使命一般,即便是这种牧草,也不是随处可见。车行数日,就没有见过一株高过脚踝的牧草,更见不到树木。

这里不适合人居,为什么还生活着众多藏族百姓和外来者呢。

一位教育工作者指着茫茫的雪山对我说,那边就是邻国了,有的地方还属于争议区,边境上如果没有边民居住,多年以后这地方可能就是别国的领土了。

我暗自思忖,这里长冬无夏,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连一棵树一株草都不长,人怎么生存呀,这些边民牺牲太大了,祖祖辈辈,与飓风雪山为伍,孤寂一生,穷困终老。脑海中,第一次冒出边疆这个词。

当我翻过一座又一座雪山,爬过一条又一条沟壑,终于俯瞰到喜马拉雅山脉褶皱深处的一个县城时,有人指着荒芜中的小城对我说,这个地方原本没有树木,有位县长从新疆带回了白杨树苗子,几十年过去了,县城终于有了几十棵白杨,风过时哗啦啦响,那声音真醉人噢,这是方圆几百公里内唯一的树木,许多人骑马步行几天,专为看一眼树木风采。

我问那位县长在哪里。对方说,退休后回上海了,听说回去以后也不适应上海生活,年轻时来到西藏,为了修通从县城到阿里地区狮泉河镇的公路,带上锅碗一走数天,翻山越岭勘察路基。一个春节,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寻找,原来他在丈量一个沟坎。老县长也不容易,从参加工作到退休都在西藏,同事朋友全在西藏,夫妻长期分居,得不到家庭温暖,也照顾不了妻儿老小,回到上海多孤单呀。

在西藏自治区驻内地一家干休所,我拜访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西藏。他面容慈祥,靠滑轮支架行走,听力和口语都不错,我把自己的作品《阿里阿里》双手递到他手里,他摸着四个大字,嘴角抽动,眼睛亮了一下。我说,中央医生,我来看你来了。他望着我,看了许久,脸上忽地腾起笑容。那一刻,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在不同场合听过他的故事和传说。新中国成立不久,他随一支中央医疗小分队从北京到阿里,原本援藏时间为一年,为了工作需要,往后的几十年都在西藏度过。由于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生活,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终身未娶,却抚养了多名孤儿。

第一次讨饭,实在有些难为情。那是从神山冈仁波钦下来,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咕咕叫。全身上下除过一根登山杖,一个空空如也的背包,连一个雪团都没有。正在我发愁怎样才能填饱肚子,走完后面的几十里夕阳土路时,发现几个藏族人正围在荒滩上吃肉干喝酥油茶。迟疑了一会,还是走了过去,连比带划,并说能买一点食物吗?有人听懂了我的汉话,把一条风干的生羊腿递给我,还摇摆着手,意思是送给我的。我抱着讨来的生羊腿,面对高高的冈仁波钦雪峰,嚼得有滋有味。

往后,无论在寺庙还是村庄,藏西还是藏东,经常能讨到饭吃。一位藏学专家对我说,藏族人的理念中乞讨与布施对等,这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位藏学专家,几年后在欧洲讲学的时候去世,只比我年长几岁。

非常感念有机会接触公益慈善领域,特别是西藏公益慈善,我随志愿者一起四处走访,过县进村,救助大病儿童,将他们送进拉萨医院,送往内地的火车和飞机。回到内地,我把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讲给众人,尽微薄之力宣传西藏,得到了爱心人士的支持,有人因此走上援藏和支教之路,捐款捐物属于常事。有次我在西安讲座,一位老师当着听众说:“几年以前,杜文娟脸上布满惆怅嫉恨,现在满脸都是温和友善。”这位老师的评价一点不过分,西藏的确赐予我宽容和悲悯,这种变化以经历死亡和无常为代价。

人到中年,自然要思考过去展望未来,希望对前半生有个总结,对十余年行走西藏做个交代,用一部长篇小说完成这个夙愿,是我多年的心愿。一旦要付诸行动,发现这一工程浩繁庞杂,掌握的素材只是冰山一角。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段历史,其实就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段恢宏的历史星空中,几代内地人在青藏高原如何生存,与藏文化藏民族发生了怎样的交融与碰撞,他们的命运如何。这便有了柳渡江和老白的形象,那个非正常女人南宫羽,自然有我的影子。尽管是小说,虚构想象和感觉是主体,但历史背景必须严谨,细节一定得真实。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众多学者专家,土生土长的西藏人,老西藏,藏二代,援藏工作者,边防军人等等。随着走访的深入,逐渐发现生活工作在雪域高原的人,有着共同的品质,牧草样的生命,雪莲花般的精神。普通坚韧,生生不息,给人力量,使人坚强。

2014年11月26日清晨,洗澡沐浴,播放仓央嘉措的《那一天》,点燃藏香,开始了《红雪莲》的写作,前面数月写得比较顺利,越往后烦躁越重。我对一位鲁院同学说,什么时候写出好作品心就安了,她说你心安了,就写出好作品了。

还是没有支撑住,有好几次,趴在沙发上,呼唤着离去的亲人,祈求他们保佑我写完这部作品。有一次去给学生讲课,终于脱掉家居服穿上正装,走着走着,裙子莫名滑到胯部,赶紧找来别针收腰,讲到中途,再次滑落。一位熟人说,杜文娟咋搞的,瘦得都变形了。在药店买完药顺便称了一下体重,发现不到九十斤,小说没写完,体重怎么就减了十多斤呢。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事实的确如此。

2017年春节前两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清晨,我将三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红雪莲》发给杂志编辑。清楚地记得,点击发送键以后,再次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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