醍醐寺国宝亮相陕历博 中日文物同展再现“唐密东传”
考古旁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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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日双方历时两年的共同努力和精心筹备，7月27日，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的大型国际文化艺术展览“梵音东渡——日本醍醐寺国宝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幕。该展览即日起免费向公众开放，9月20日结束。
此次展览共分为四个部分，展品为来自醍醐寺的60件造像、绘画、法器、工艺器皿，均为该寺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代表了醍醐寺艺术的精髓，同时配合展出唐长安青龙寺、安国寺遗址相关出土文物，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佛教传入日本后的流布盛况，而且反映出醍醐寺与青龙寺法源相传的密切关系，突出展示了佛教文化艺术的无尽魅力。
空海学法青龙寺
醍醐寺坐落于日本京都市东南部的醍醐山，由理源大师圣宝创建于公元874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经过不断扩建，成为庭院殿堂齐备、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群。作为日本真言密宗醍醐派的总寺，醍醐寺不但在日本佛教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佛教东传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佛教自两汉始从印度传入中国，经过近三百年演化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国佛教。公元7世纪，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西域僧人不空将以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密法为代表的纯正密教传入中国。长安青龙寺高僧惠果从不空那里受金刚界密法，又从善无畏的弟子玄超那里受胎藏界密法，之后融汇二法，倡立“金胎不二”学说。
公元804年，一位日本僧人来到中国，在唐代国都长安（今西安）的青龙寺拜惠果大师为师，受“金胎不二”之法，回到日本将其所学传授弟子，于是有了日本真言宗。这位僧人就是空海，谥号“弘法大师”。
回到日本后，空海先是在纪伊（今和歌山县）高野山建立寺院、传播真言宗佛法，之后又获赐如今京都市内的东寺。空海的再传弟子中有一位法号为圣宝（832—909年）的，早年就曾在东寺学习。此次展出的记载醍醐寺初创珍贵史料的《醍醐寺缘起》记录，当时来自奈良的空海流弟子圣宝，见五色祥云缭绕在京都东南郊的笠取山顶,心想此处正是建立三密瑜伽法城的净域。当他抵达山顶一处平地时，眼前忽然出现一位皓首老翁。老翁捧起地下涌出的泉水，边饮边叹：“呜呼，醍醐味！”这水便是上醍醐中所涌出的醍醐水，于是决定在这里建造寺庙。在他的弟子观贤（854—925年）的努力下，这座山顶上的寺庙逐渐成形，取名“醍醐”。
醍醐寺佛教血脉源自中国
日本保有成千上万的古寺，醍醐寺只是芸芸古刹之一。它的盛名来自寺内数量庞大的历史文化遗存。“如今，醍醐寺拥有69378件国宝、6521件重要文化财、92栋古建筑，以及大量未公开的古代和中古文物，是日本最大的真言宗艺术中心。”出席当日开幕式的日本醍醐寺第103代座主仲田顺和表示，此次来到西安，是一次报恩和友好之旅，醍醐寺佛教血脉源自中国，希望能籍此展览回报中国，并让中国的人们知道，日本非常重视这些佛法和文物，并把它们很好地保护传承了下来。
醍醐寺珍藏的大量秘宝也是研究中国唐宋时期佛教的重要参考。空海离开中国后不到半个世纪，西安青龙寺在“会昌灭佛”运动中废灭，唐代密宗短暂的辉煌就此谢幕于历史舞台，所幸它的余脉随着空海远渡重洋，在日本生根开花，延续至今。空海带回的唐密艺术原件都收藏于高野山和东寺，而尊像、法器的样式图文则随着佛法一起传播至各个真言宗寺庙，并代代相传。
“如若1000多年前，在惠果圆寂的前一年，空海没有遇见惠果；如若空海没有提前回到日本；如若真言宗诸寺庙泯灭于明治灭佛运动的巨浪之中，如今便无从窥见中国唐代曾经流传的这一佛教派系了。”文博学者龚辛坦言，各种机缘巧合促成了唐密在日本的延续。日本真言宗寺庙的物质遗存也为今人提供了能够拼凑出唐代密宗佛教文化与艺术原貌的唯一、无法替代的参照物。
宋版《一切经》见证中日佛缘
随空海返回日本的不仅是佛法，还有佛教艺术。醍醐寺保留有大量自日本奈良（公元710-794年）至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的佛教雕塑、绘画、法器等珍品。其中平安（公元794-1185年）、镰仓（公元1185-1333年）时代的佛教艺术受到中国唐、宋风格的影响，不少文物样式据传是空海自中国唐朝带回日本的。
“最早是空海（弘法大师）将唐朝的文物带到日本，后来由圣宝保存，代代相传。这次来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宋版《一切经》，是醍醐寺一位高僧追随空海的足迹，在宋代时期来到中国，从中国带到日本的。这部宋版《一切经》有六千多卷，从中国带回时由盒子装着，原封不动保存。”仲田顺和说，此版印佛经刊刻于12世纪，是俊乘房重源追随弘法大师的足迹三次入宋求法所得。据《日吉山王利生记》卷第七记载，在博多津前通事李宇的协助下，重源于公元1194年11月得到《一切经》，次年奉献给醍醐寺。
《一切经》又称《大藏经》，宋代福州地区刊刻过《大藏经》的两座寺院，分别为东禅寺等觉院刊刻的《崇宁万寿大藏》和开元寺刊刻的《毗卢大藏》。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现存六千零九十六贴，除《大般若经》六百五十五贴为开元寺版，其余《一切经》皆为东禅寺版。东禅寺版自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开刻至崇宁二年部分完成，故得到敕封“崇宁万寿大藏”，此后继续雕刻，于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最终完成。当时重源求取宋版《一切经》并非易事，不但需要大量资金，更需要对宋朝内部情况的了解以及往来两国的贸易商人的帮助。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在佛教艺术上不解的深厚缘分。
三秦都市报 汉唐网 陕西历史博物馆 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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