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下的西安娃 □王继
从前的西安娃，似乎都有一段暖暖的城墙情结。现今西安娃的城墙情结淡了，淡的多了。也许，城墙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区隔城里城外的一道墙罢了。
在我的体会中，谁要说他是西安人，却对城墙没什么感觉，那他八成不是地道的西安娃，起码不是曾住在西安古城墙下的西安娃。宽厚高大、工整方直的古城墙就是西安人的影子，在它的脚下生活久了，多少都会萌生出城墙的性格。
我从小就生活在西安西门里一条叫白鹭湾的巷子。巷子南头朝西拐，几十步远就到了西城墙根儿。尽管如今的西安城墙早已修缮得内外整洁，可我打心眼里还是觉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西安城墙更加温馨亲切一些。那时的城墙也许陈旧，有几段甚至几近残破，却更显苍劲拙朴，就像一位身着青布长衫、须发皆白的老者，安详和蔼，我若有心里话，也更愿意向它诉说。
我记忆中的西安城墙，不只是有棱有角、冰冷的砖墙和威严的城门楼子，它更像是有生命的、能给人以呵护的、让人感到可亲近可依靠信赖的沉默的朋友。1955年我上小学，那时尽管贪玩，但学习却从不让妈妈操心，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都是三好学生。那时放了学，作业极少。除了在院子里，在白鹭湾街道上与小伙伴们玩耍以外，经常出没的地方就是城墙；在城墙上放风筝，练练花拳绣腿；钻进城墙的防空洞里捉迷藏；在城墙外的树林里捉蟋蟀、逮蜻蜓、粘知了、扑蝴蝶、掏黄鼠、挖荠菜、掘地软；在护城河里游泳、抓青蛙。用西安话说，就是“匪咋咧”。
最让我感到新奇刺激，也最让我母亲操心不已的，要算在城墙上“贴壁虎”和“攀水槽”了。“贴壁虎”就是沿着城墙的内立面、砌成有一定斜度的砖缝，手脚并用，一点一点地向上蹭，最多能蹭到两米多，再纵身跳下。乐趣全在哈哈一笑和争胜逞强之间，就算摔个屁股墩儿，谁也不笑话谁。
从五十年代到“文革”结束前，我们这些西安娃攀城墙最常见和最快捷的方式，要数“攀水槽”了。西安城墙内侧，每隔六十米就有一道流水槽直通上下。它是砖石结构，能确保城墙顶面（叫海墁）的雨水，顺畅地流散到城墙下面，防止墙体被雨水浸泡。沿着凹型水槽的内侧，有人工凿出的脚窝，手脚并用，攀爬起来比较轻松。快到墙顶那段女墙的时候，是最险要的一段，因为女墙虽然很矮，却是垂直的。所幸的是，那里总有几处合适的脚窝可以借力。
对于生活在城墙身边的西安娃来说，城墙是他们放飞心灵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西安的所谓高层建筑中，能超过钟鼓楼的寥寥可数，想登高望远，上城墙就是最佳处。再说，那时的城墙随便上，不用掏一分钱。当然大多数人若要想上城墙，还是规规矩矩从登城的“马道”，顺着阶梯形坡道上去。
那时，站在城墙上，蓝天白云下的终南山清晰可见。春和景明，西门城楼上成群的野鸽子，在城墙内外自由翻飞翱翔。盛夏之夜，城墙附近的孩子们会结伙一道，各自卷着一张竹席，或者一张草垫子，铺在城墙顶上，躺下数星星。深秋时分，我多少次坐在城墙的垛口上，目送着一拨一拨的大雁，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向南迁飞。隆冬腊月，站在城墙上看雪，城里城外，满目皆白，不由人就想吼上两嗓子。
一直到“文革”初期，我上高中二年级，那时校内校外已经全乱套了。我属于黑五类的“狗崽子”，什么派也不用参加。于是，有空就上城墙练习小提琴，拉好拉坏不管，自我欣赏。要么就对着城墙外的树林，学着京戏里的铜锤花脸叫板：呜—呼—哈—哈—哈！或者在一个一个的垛口上跨越奔跑，与其说是在练胆量，倒不如说是在纾解内心的苦闷与困惑。
我相信，城墙在每个西安娃心里，都是沉甸甸热乎乎的。无论遇见高兴的事或烦心的事，都想与它絮叨絮叨，好像就觉得它能听懂。我们只消在城墙的垛口上向远处一眺，有多少流逝的故事就会浮现在脑海，又有多少愁闷的心境也会忽地消散。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西安在变，变得越来越漂亮。我这个西安娃也在变，变得越来越老，可再老也老不过西安城墙。六百多年过去了，西安城墙还神采奕奕地屹立在这里，它会一直守望着，倾听着，呵护着它身边一辈一辈的西安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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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西安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