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校”匆匆那一年
□韩勋
西安外国语学校位于北关，市第十中学的东隔壁，1963年开办，前前后后招过三个年级，六个班，所以当时市民中知道这个学校的不太多。我戴校徽上街，常有人定定地盯着我看，偶尔有人忍不住就问了：你小小一个娃，咋就上外国语学院了？校徽与西安外院校徽格式一模一样，只是“院”变成了“校”。
13岁那年，六年级快毕业的时候，班主任贺志才老师通知我报考外语学校，于是我就被报名了。我们小学在南郊小寨，我家住西门附近，都离外语学校很远，只知道那里挺荒凉。过了两天才知道，贺老师没安排班上成绩前几名的同学报名，说只有上普通中学才能上大学。言外之意，外语学校算是二流中学。过两天又飞来内部消息，说报考外语学校一要学习好，二要五官端正，也就是颜值要高。听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
暑假期间，邮局寄来外语学校录取通知书。当时暑假也没啥事，便独自去北关认门认路。一次是步行，走北马道巷、莲湖路、红庙坡，途中要经过纸坊村一个消防队。一次坐公交车，北门下车，往北走，经过省气象局路口时往西拐，走到十中东边那条路，往北拐就到了。
9月开学一看，新生里有许多熟面孔，原来这一年招了80名新生，我们小学就占了10名。
一个礼拜后分班，我被分到英语班。英语班40人，数理化课一块儿上，上英语课则分作两个小班，每班20人，各配一名英语老师。我们班的王延龄老师说英语咬字很重，像在说陕西话。那个班的陈莹老师说得优雅，嘴里吐出来的都是一朵一朵莲花。多年后我去采访西安市人代会，从花名册上得知陈老师是人大代表，赶紧到她的房间拜访，她记不得我了。
学校教学楼四层，但我入校的时候，学生只有四个班，大部分教室整天闲着。教学设备算时髦了，那年代，有电教室，进口的录音机，普通中学恐怕摊不上。英语课教材是老师们自编的，常常是这节课已经上了，下一节课的讲义还没有打印出来。教材内容紧扣时事形势：抗美援越、阶级斗争、“活学活用”等等。我现在还能说一句，Us imperialism out of Vietnam ，necessity！翻译过来就是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滚出去，必须的！
英语课进度飞快。到了初一下学期，就该活学活用了。一到吃中午饭时刻，卖饭窗口里，炊事员身边就站着俄语、英语两个老师。其实只有一个菜，一样主食，比如白菜煮萝卜、馒头，老师偏要问你想吃点什么，你就要把菜名用外语说出来。不会说的，只能站到一边儿，现场补课，直到会说了才能买到饭。要是每顿四个菜，比如用外语说糖醋里脊、黄焖鸡翅、菠菜豆腐、木耳洋葱，现学也得一阵子，早就饿得眼冒金星了。
学校各建筑上都有俄文、英文书写的大幅标语，凡是句子，俄语总比英语长，用的字母多。每天在操场上做早操，每个学生都要大声喊节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英语一二三四念做“万、兔、思锐、佛”，五个音，俄语则念做“得辣子、得娃、得鳞、骑队列”，十个音，整整比英文多了一倍。
年末考试时髦得很，搞了个“聊天式考试”，即两个人自由结合，在老师面前用英语聊天，能聊多长时间就聊多长，以时长作为打分的主要依据，记得我们班说得最长的一对儿说了一堂课。我和薛军搭伴儿，从借书看病说到地主欺负贫农，从雷锋说到刘胡兰熬夜给前线做军鞋，把肚子里所有“蝴蝶”都赶出来了，挣挣巴巴说了27分钟，我俩各得70多分。后来薛军当了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不知道如今张口还能把英语说个20多分钟不。我是不行了，去年去英国旅行，面对英国人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一次买足球票，嘴里可怜兮兮只蹦出了三个单词：where-football-ticket？被我随机逮到的一个穿黄马甲的工作人员太有才太负责任了，不但听懂了我的意思，而且带我走一里地买了票，进了场子，最后送我坐到座位上。
考完了试，隐约发现班主任看我的眼神怪怪的，知道要出怪事了。结果暑假的一天，班主任到我家跟我爸会晤一番，走的时候对我说，学校同意你转学了。我嘴里说好，心里纳闷：我啥时候表达过要转学的意愿？于是我被转学了，学校帮我联系到25中。
客观地说，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太差，班上还有四五个同学排在我后头。学校给出的转学理由是我口吃，恐怕以后在场面上翻译要出洋相的。我口吃？小学班主任会替我报名？这理由不大靠谱。转就转吧，告别萝卜白菜也是件好事。不料25中的伙食跟外语学校一个样，那年月，校校差不多。
我去外语学校办转学手续时已经开学，我们班同学正在操场上体育课。大伙儿远远地看我，我远远地看他们，隔空不语。
后来，“文化革命”来了，外语学校三个年级的学生，学英语的，学俄语的，都跟我们一样，也到农村上山下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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