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校”匆匆那一年》的补充

□李生海

贵报4月7日刊登了韩勋先生题为《“外校”匆匆那一年》的文章。我也是西安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这里我就韩先生的文章补充几点，说一说他离开外语学校后的几件事。

第一，韩勋先生是我未曾谋面的学长，我是在他“被转学”之后于1965年9月进入西安外国语学校的，当时我们为英一班，韩先生所在的班升为英二班，加之早于他一年的那个英三班，就组成了“文革”前外语学校的“老三届”，甚至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如此称呼；第二，韩先生在文中说外语学校的教学楼是四层，其实那教学楼是一座“凹”字形的三层楼房，因为建在两米多的高台之上，因而显得高大，远看就像是四层；第三，从我们65届开始，学校还聘请了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教师伯莱夫人教授英语，英一“A”班的英语课全部由外籍老师上，我们“B”班和英二、英三班每周只有两节英语课由外籍教师上，其余都是本校英语教师上。伯莱夫人住在人民大厦，每天早晚由专职司机开轿车接送。1966年初，时任澳共（马列）主席的艾·佛·希尔夫妇来我国访问时，还专程来我校看望了伯莱夫人；第四，学校从第二年开始，还增加了小学部，每届招收80名小学二年级的毕业生，从三年级开始上起。

当时的外语学校云集了不少高干子女，但他们都是各小学的优等生。加之学校成立伊始就树立了良好的校风，这些高干子女的学长、学姐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他们学习认真，大多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或班干部，有的还是共青团员。他们为我们新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是我们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的正能量。由于受“文革”的影响，我们三届同学都没能如愿完成预期的学业，其中绝大多数同学后来都放弃了外语。

如今，外语学校原有的建筑物已经荡然无存，“文革”后在大操场南面盖的家属院也被分割出去，另门出入。已经完全变样的学校大门口如今挂着近20个牌子，当年学校门前的那条无名小路已变成十多米宽的柏油路，并被命名为“振华北路”。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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