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民 父亲在南大街 开万元堂药铺
在中医作为国人主要医疗手段的时代，西安的中药铺很多，父亲以他对中药的丰厚专业知识为基础，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也在南大街开办了一家名为万元堂的药铺。
钟楼脚下开办药铺
父亲一直经商，此前开办的“南四七”肥皂铺积累了富裕的资金。早年父亲曾在东关中药行当学徒，对中药材也非常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便自然萌发了开间药铺的念头，于是就在南大街钟楼边涝巷口，租了张姓的三间门面，开了一家经营中药材的店铺，起名“万元堂”，和北大街路西正对西一路口的“万全堂”遥相呼应，与南大街马路东侧降子巷口的“益元堂”隔街相望。
一九四三年元宵节万元堂开业，门头正中悬挂着的六尺长、三尺宽的黑漆大匾上写有“万元堂”三个大字。进入店堂，靠南墙摆放着六尺长、七尺高的四个药橱，每个上面少说都有近百个抽屉，每个抽屉内再分三格，装的药的品种可谓多矣，其正面按顺序书写药名，既有规律又很醒目。药橱的顶上整齐摆放着数十个白底蓝花的细瓷药罐，其中盛装规格大小不同的丸药，橱下方的双开门柜子可以存放大一些的东西。黑红两色油漆过的锃光发亮的三尺柜台上有捣药的钢臼、包药的白纸、木质的镇纸和精巧的戥子。由于中药的量多在钱、分的等级上，所以戥子就是中药铺主要的衡器，秤盘呈簸箕状，便于在抽屉中撮药，秤杆多由黄铜或硬质木材做成，上有精确的刻度，与秤盘用黄色或绿色的丝线连在一起，小巧美观。柜台靠墙的地方还放有用来装饰的晚清蓝花瓷瓶，内插鸡毛掸子或多根孔雀羽毛作为摆设。店堂中央放着一张很大的方桌，既是工作台，也兼作众人吃饭用。方桌后边便是高出地面一尺半的收银台，台边有栏杆，给人以高高在上的威严之感，台面上放有文房四宝、算盘、账册之类的会计用品，台子的下部向外的一面有一个像庙宇中功德箱似的结构，伙计们收的银元、纸币交由账房先生放入账桌的抽屉里，铜板、麻钱的零钱则随手扔到箱中通过缝隙落下，晚上结账时统一清点。店堂的西南角有一间小屋，习称“柜房”，父亲平时就在里面休息。靠南墙放着两个立柜，一个收纳偏方、古方、验方、名方，厚厚的几大本和历年的账册，另一个放置麝香、鹿茸、人参、藏红花之类贵重的所谓“细药”以及砒霜、罂粟壳等有毒药品，可以说是药铺的档案室和“珍宝馆”，这个地方作为“闲人免进”的重地，一般人很少涉足。旧时，大凡街面上的生意多为前店后厂的布局，同样，万元堂的上房除一间作库房外，另外三间就是加工药材的场所，有切药的刀架、碾药的铁槽、筛药的粗罗细罗、烘药用的炉子、炒药用的锅等一应工具。全店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的固定资产是父亲在朋友的帮助之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办齐的。
抓药师傅蒙眼也能找到药
万元堂药铺的工作人员多数时间为八名，业务繁忙时还会请临时工干些杂活。其中两名经理中的关先生负责全面工作兼去东关药行进货事宜，刘副经理主管财务，四名伙计专司抓药，一名是杂役、一名为制药兼伙夫。抓药的伙计在应聘的当天，就要熟悉药橱，隔天便有一个应试科目，就是蒙着眼睛说出某排某行抽屉中的几味药名。一位姓霍的抓药师傅为人忠厚老实，业务水平很高，父亲和二位经理都非常器重他。姓石的师傅除做一日三餐的饭食外，主要的时间是炮制药材，切药、烘焙以及丸散膏丹药粉的碾制全部由他完成，工作量相对大一些，其他人常会来帮忙一起干。常常在晚饭后众人围坐在店堂中央的方桌前，石师傅将做好的一大堆用蜂蜜和成的药团分给大家，然后一边聊天一边揉制成规格大小不同的丸药，关经理有重要的事情交待或需要商量的业务也会在这时一起完成。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亲密。
在父亲“认真仔细”、“不可马虎”的严格要求下，门市抓药除自检外还要有另一个人再检一次，药方比较复杂的还要关经理予以核对，准确无误后才会交给顾客。粉状的药在碾制之前一定要经除石师傅以外的另外两个人监督，以防出错。记得有一次配制丸药的一味药放得偏多被查出，便将这味药仔细检出另行称量后才去碾制。正是由于这样层层把关，在年复一年的经营过程中没有出过一次错，特别是在涉及贵重药材时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那个专司衡量的戥子是一个用象牙作秤杆的更为精密的量具，小巧玲珑，分毫不差，至于那些有毒的药物更是小心加小心。药材无假，分量又足，配伍合理，疗效明显，正是增加顾客回头率的重要的原因。
请名医坐堂应诊
为了进一步提高商店的信誉，增加收入，父亲还采取了多项措施来提升知名度。
先是请了一位名叫李时昌的名医坐堂应诊，同时委托东木头市加工牌匾最好的一家名店制作了一副对联“祖传名医悬壶济世专治疑难杂症，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售上好药材”，钉在门口的两根柱子上，另一块白底红字的招牌“中医师李时昌”挂到临街的醒目位置，北边柜台外的一张八仙桌就为李大夫应诊专用。李公与“李时珍”仅差一字，自然会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好印象，更兼其本人慈眉善目，风度儒雅，医术又好，因而就诊者为数不少，所开药方便由万元堂的伙计抓药，遂形成了医帮药、药养医的互利双赢；接着又仿照五味什字东口“藻露堂”研制妇科用药“培坤丸”而名噪古城，及竹笆市北端“达仁堂”以专治跌打损伤的虎骨药酒而赚了大钱的成功经验，利用名牌效应，打出了“石斛夜光丸”、“六味地黄丸”的招牌，还在三尺柜台的南北两端放置了种有石斛的细瓷大花盆以招揽顾客；他进一步开源节流，杜绝浪费，经常亲自去东关药行进货，并严格在药材的炮制过程中把关。这样一来使经营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没过多长时间，万元堂便跻身于包括上述药店及菊花园附近的“普太和”在内的西安中药界，成为有影响的著名商号。那时药店之间也有竞争，每日夜里结账时分，对面益元堂的账房先生把算盘珠子拨得震天响，口中还高声唱收唱付当天的进出账项，特别是念到最后的丰厚盈利时声音特别高，似乎故意让万元堂这边的人听。我后来看了电影《林家铺子》，不由自主地就会联想到同行商铺之间竞争的激烈。
在万元堂长达十余年的经营过程中，我每逢寒暑假都会去那里玩上二十天半个月，和父亲一起住在柜房里的小床上，夏天的夜里则会到二楼的平台上纳凉。我常任性，蜂蜜、大枣、桂圆、山楂、乌梅、甘草、麦冬等中药真没少当零食吃，晚饭后常会与师傅们围坐在方桌前一起做丸药，听他们讲些有趣的故事和新闻，有时还学着切药、碾药。
解放后，国营的西医医院相继成立，尤其是粉巷第一人民医院的建立，使附近中医诊所及中药铺的生意多有分流。不久，万元堂的资金周转也出现了问题。在这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万元堂卖了一段时间货底后，到一九五五年初便关门歇业了。父亲把剩下的设备、物品全部拉回了位于甜水井街的家。
药铺设施发挥余热
万元堂虽然消失了，但它的设施却继续发挥着作用。
这时，适逢土地庙什字草场巷东侧一座五间宽的大院内，由著名中医徐玉琳、徐玉珩及有“国医圣手”之称的戴希圣等大夫挑头成立了“乐群诊所”。徐公深谙我父亲在中药方面的才能和在中药行中的影响，便邀请他前去帮忙，父亲欣然应允，把万元堂的一半柜台、两个药橱及很多药罐搬到诊所，成立了中药调剂室并被任命为主任。除两名研习中药的学生外，父亲特意把业已返乡务农的霍师傅请来当助手，还让他和家眷住在我家后院西厦。由这时开始父亲便正式成为诊所的职工，按月领工资。有了这个机构，诊所的底气足了，利润也比以前只看病时的收入多了，经营状况日见红火。万元堂虽已消失，但它的一半设施在这儿又获得了新生。
几乎与此同时，东大街端履门十字东侧路北“乐民诊所”的负责人窦世英先生也找到家里，希望父亲能在那里建立一个中药调剂室。窦公早年是杨虎城将军麾下的一名军需处长，解放后从医，是我父亲的好友。由于父亲已在“乐群”上了班，窦公思索良久便采取了一个两头兼顾的折中方案，“乐群”这边可以由霍师傅帮忙管理，徐公可由他去疏通。这样一来，父亲又把万元堂剩下的另一半设施全部搬到乐民诊所大厅，成立了新的中药调剂室，享受主任待遇。由此，万元堂的全部剩余设施完满地找到了归宿。
这时父亲的糖尿病已经很重，又穿梭在这两个单位之间导致生活很不规律，于一九五八年病逝。回忆起万元堂，我就想起了他，一个慈祥而勇往直前的父亲——周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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