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脱贫进行时■华商报记者魏光敬文/图
原来居住在山顶和山坡上的村民，现在都搬到地势平坦地方
3月3日，镇安青明关镇丰收村拍下村史上首张『全家福吧』
还住在山顶的村民，只能背着生活物品上下山。他们非常期盼早点搬下山来，过上好年景
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面对扶贫对象人数基数大、主观能动性参差不一等状况，如何“扶”考量着各级党委、政府的大智慧。
近日，华商报记者探访镇安县扶贫工作，有村民搬迁后联手搞农家乐，有驻村干部想一切办法帮扶，和扶贫对象一家有了感情……这或许可为***提供思路。
“在秦岭的南坡，有个地方叫商洛。那里的小路牵引着，无数山峰走过……”这是贾平凹为故乡商洛作的歌词，将商洛定格在了大山之中。的确，商洛是全国唯一全建制国家级贫困市，辖区六县一区均为国家级贫困县。贫困人员多，帮扶压力大，如何推进***，在2020年完成中央提出的全部脱贫任务？华商报记者近日走访了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镇安县。
搬迁下山全村拍“全家福”
村民联手致富：你家厨艺好，我家会算账，他家会种菜，几家联合起来花不了多少钱就搞起特色农家乐
汉字“贫”，由分家的“分”和宝贝“贝”组合而成，也意味着分开的“宝贝”就是贫穷。对于镇安来讲，分来分去还是山，握有的宝贝也是山，面对“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贫瘠，如何在大山上作文章，因地制宜脱贫，或许才是离他们最近的路。
全村拍下首张“全家福”
3月3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距离镇安县城60公里的青明关镇丰收村来讲，是一个大喜的日子。祖祖辈辈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第一次要照合影。
从镇安县城，驱车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行驶大约一小时后，就来到了丰收村。村子两旁紧依大山，三排移民搬迁的新房分列两边，路中间三五成队的人们相互招呼着向村敬老院赶去，准备照全村第一张“全家福”。一时间，山间小路上，孩子嬉笑声、老人喊儿声、大姑娘小媳妇的笑语声连成一片。
村支书吴相琴，边赶路边喊着：“朱娃子，你慢得很嘛！赶快喊着你老先人（当地方言，指父母亲）去照相嘛！“对方应和着：”老先人从没有照过这大场面的合影，还在换衣服，马上就去。“
拍合影的地方，在新建起来的村敬老院。村民们早早就来了，老人坐中间，小孩子在最前面，中年人都站在最后面。近百名村民，合影过程有的挥手，有的喊“茄子”，一派幸福快乐的景象。老者坐着椅子，年龄偏大一点的中年夫妻，还都不好意思站在一起，被大家打趣推搡着挨到一起。倒是最后一排的年轻人，两口子手拉手或者搂着肩，有说有笑。毕竟是这个村子第一次“全家福”，相照过后，很多村民不愿散去，三三两两地聊天。吴相琴说，“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人还不齐，但这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是村史上首张“全家福”。
邻居相距十几里 同村人难见面
今年84岁的徐得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当过丰收村的支书。提起这次合影，泪水在眼眶里不停转。老人说，“俺这里山连山，连种的地都在山脊上，祖辈都顺着山沟子住，多少年没有路，全靠大家用脚踩出来，种地呀、买个油盐呀，都要走几个小时才能到公路边上。村民居住分散，邻居相离最近的也有十几里。一年到头村民都难得见个面，还照什么相”。徐得联这辈人，一提起过去的苦和不方便，很是感慨，“有的老人身体不好，一辈子连屋都难出。多亏了陕南移民搬迁，我们才从大山沟里搬出来，住在一起，才有了一个村的样子。现在全村还能照个合影，这辈子没想到。”
现任支书吴相琴，今年57岁，吴相琴是石前村人，那里的村民几辈子也都分散住在山沟里，自然条件实在太差，能供几家一块住的平地几乎没有。吴相琴自小就没有邻居、同学一起做伴，小时候上学，要走40多里山路，每次上学或放学，碰上刮风下雨，都会怕得哭。上世纪八十年代，家里实在太困难，高中还没有上完的她，只能辍学回家种地。说起辍学，57岁的她几乎流下眼泪，“唉，那时日子太苦，实在是没办法了”。
搬迁下山 用贴息贷款种药办厂
20岁嫁到丰收村后，吴相琴和丈夫种着贫瘠的几亩山地，一年到头还不够维系生计。“实在是没办法了”，吴相琴背竹篓、带干粮，每天走上百里山路，在山沟里转到山民家收土鸡蛋，每天能赚5元钱，她整整干了十几年。后来，吴相琴又和丈夫收中药材到西安去买。由于她对人热情，口碑好，懂生意，1997年，被乡亲们推举当村支书。一边是一穷二白的村子，一边是稍有起色的生意，吴相琴有点犹豫：起早贪黑打拼了二十年，眼看在西安也有了生计，可以出山生活了，却又要守到山沟里当村官。可大家信任，吴相琴也就干了。
陕西移民搬迁，吴相琴和5户村民带头从山顶搬到山下，响应政府号召，拿到政府补助后，越来越多的山民开始离开自己祖辈生活的贫瘠山地，搬下山来，住进了楼房。但是下山如何生活，还得重头开始。
2014年镇安县全面启动系列扶贫政策，对各村摸底后，发现有些村民创业主动性较强，其中金融扶贫正好符合丰收村。吴相琴在包村干部的参谋下，动员村民发展种中药，然后让在西安做药材生意的丈夫出售。由于大山里的中药无污染，质量好，迅速打开了市场。全村579户村民，到现在已有300户开始种植中草药。
为了扩大种植，镇安县委、县政府通过协调，专门给丰收村160户贫困户贴息贷款5万元，一家农业合作社贴息贷款20万元，现在还发展了一家小型服装厂贴息贷款50万。目前全村已累计使用政府贴息资金1000万元。“现在村民干劲大得很”。
农家乐有搞头 村民联办致富
记者正和吴相琴谈村里的情况时，她的电话响了，西安一家旅游公司想在三八妇女节来农家乐玩，“一共来六十多人”，她接完电话后说，村民搬迁住新房后，多出来的房子正好接待城里人进山住。现在村子里几个人联合干起了农家乐：你家厨艺好，我家会算账，他家会种菜，就这样几家联合起来，花不了多少钱就搞起特色农家乐。大山里的乡村风景美，城里人来的也越来越多，管吃管住每天60元，“一到夏天，来的人多得很”。
接完电话，吴相琴忙着分头给村民打电话，通知安排做好三八节的接待。因为经常接待外来游客，村民都知道把最好的房子打扫干净整洁，把最好的山里无污染的菜准备起来。
镇安县扶贫局局长陈因强说，农村要想富，领头人最重要，就得需要像吴相琴这样有头脑、肯吃苦、不厌烦、热心肠的人才行。现在各级政府也意识到领头人的重要性，正在加大力度，多方位培养这部分村干部，让他们成为扶贫工作中的不可缺少重力军之一。
以前住在大山里 现在住新楼房
镇安县云盖寺镇花园小区，近几年来一直实施陕南移民搬迁，小区由当初几十户，现在发展到2200户8000多人，是当地较大的移民搬迁小区。小区居民全部来自周边的村民。
40岁的周大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20岁，小女儿12岁，2014年从山顶搬了下来。
周大芹的娘家金坪村在大山脊上，祖辈都住的石板房子（房子顶部用石板），因为山里没有路，根本不可能盖砖房。种庄稼都是在陡峭的山坡上，最近的邻居都是十公里以外。一家生计全靠种山坡地，种子、肥料和油盐酱醋，都要步行几十公里到山外去背。
20岁时，周大芹嫁到婆家上坡头村，这个村虽说离公路近一点，但还是在大山里，“日子苦得很”。后来两个孩子出生，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外出打工赚的钱根本无法满足正常的生活。
随着孩子长大，她不想再让女儿住在山里，“一年见不到几个人，无法过正常的生活”。2014年通过政策性扶持和贷款，他们一家买了现在一百多平方米的楼房，“跟过去简直是两样的日子。老先人几辈子没享受过，我现在才40岁就享受了，以后孩子就再也不用过以前我们过的光景了。”
40岁的杜金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原来是庙沟镇东沟村人。2013年底从山上搬到花园小区，买了140平方米的楼房，儿子和女儿正上一年级。东沟村以前只有一条几十年来踩出的盘山路与外界相连。石板房依山而建，整个村子都散落在各条大山沟里，说是邻居其实隔几条山，步行十几公里才见面。杜金花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连孩子都说，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如果没有国家支持，山里人咋能有办法搬到山外，咋有能力住上楼？虽然俺掌柜的（丈夫）身体有病要钱、孩子上学要钱，但现在政策好，看病、上学都能先贷款，我又在小区对面打工，每月两千元，再过几年娃大学毕业，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只要踢开头三脚
往后人家自己就会干了”
十指都有不齐，扶贫对象的能力也有上、中、下之分。吴相琴说，大山里的村民底子薄、胆子小，在经验、技术和资金进行扶贫后，很大一部分劲头大增，通过包村干部帮带，会迅速找到致富路子和发展方向，这些人属于比较“灵”的一部分。还有些村民老实、胆小、没手艺，个别人固执又保守，“就要让先富起来的带着他们干，遇到风险替他顶着点”。这部分帮扶对象，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只要踢开头三脚，往后人家自己就会干了”。
“最头疼的是那些好吃懒做，爱钻酒场和牌场的，这才是脱贫最难的那部分人”，吴相琴说。提到这些坐、等、靠、懒、馋的扶贫对象，吴相琴也很坦诚：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缺点，才没有富裕起来。“年龄大的就不说了，还有些年轻人，好吃懒做，酒场上是英雄，干活是狗熊，成了‘混混\’，这些人先要改坏毛病，然后才能再说脱贫致富的事”。
吴相琴说，他们村就有一个小伙子小朱，年纪轻轻的，爱钻酒场，每次还喝得大醉。作为扶贫对象，多次劝说无用，村里和包村干部商量一下，“先后五次红白喜事都没叫他，他这人爱热闹，感到没面子，在村里也抬不起头”。后来他父亲生病，没钱打针吃药，吴相琴自已掏钱给老人看病。小朱来道谢，吴相琴以大姐的身份，狠狠把他臭骂了一顿。“人都要脸哩，他这个娃也不坏，就是有些毛病，你对他好，帮帮他，他也就想办法了。”小朱慢慢改掉了身上的毛病，现在他一边打零工，一边开始学种中草药，日子开始慢慢有希望了。
外面打工多不易
实在不行就回来
采访途中，记者遇到一名男子背着纺织袋爬山。他叫朱昌富，今年37岁。因为家里特别穷，现在还在10多公里外的山上没有搬下来。走累了，他就蹲坐在山路边羡慕地看着新建的房子，和记者聊天。
朱昌富说，现在很多村里人通过政府扶持，都搬到新地方，住进了新楼房。自己这些年打工没赚到几个钱，也没有种中药材，至今也没有找到媳妇。目前还是靠种庄稼，维持自己和父母的生活。看着其它村民都过上了好光景，朱昌富很羡慕：他上面有五个哥，都是一穷二白，通过努力结婚盖房，他准备这几天打听怎么种药材，等把药材种到地里，再去打工，再通过扶贫政策把新房子住上，“赶紧得找个路子，不然这辈子要打光棍了。”
山里人有讲究，“没出正月都是年”，一些年轻人年后要外出打工，亲友们聚聚送送他们。3月3日，村民高宗琴在家摆了四桌酒宴，有老者也有年轻的。大家陆续提酒敬酒，多是祝福外出打工者平安。最后不忘记叮嘱一句，外面打工多不易，实在不行就回来，“毕竟现在不比从前了，日子好过多了”。
酒过三巡后，村民徐家楼也打算出去，他多年来带着家人一直外出打工，“当时大家都住在山上穷困潦倒，如今搬下山来电灯电话，住的条件改善了，可是缺钱。不管背井离乡出去下苦，还是在家里种药材、种山货，反正靠墙晒太阳是等不来小康，要发家致富还是得干”。
这次外出打工如果再不如意，徐家楼打算干脆带全家回乡，“本乡本土的，搞点啥也不比外头打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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