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说年俗腊月二十七 说说宰公鸡 赵季平：初学音乐绕不开“杀鸡”
与华商报“名家说年俗”报道系列同步推进的，是日甚一日的“年味”。今天我们请到了著名音乐人赵季平来谈年俗。赵先生在音乐天地里可谓光彩照耀，曾任中国音协主席（现为名誉主席），他作曲的《红高粱》、《孔繁森》，曾斩获过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音乐奖。关于“二十七，宰公鸡”，他结合音乐，有话要说。
从不杀鸡
但“听”过“杀鸡”
华商报：赵先生好！关于“二十七，宰公鸡”，有种说法是，母鸡能给人下蛋，杀之可惜，所以人们常常选择杀公鸡。
赵季平：是有此一说，但我认为，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因为有美食家总结过，在隆冬，尤其是腊月，公鸡的肉会特别好吃，且极富营养，所以，人们需要满足口腹之欲时，当然首选的是味美可口的公鸡。
华商报：你自己杀过鸡吗？
赵季平：从来没有，因为我是1945年生的，属鸡，所以一辈子不杀鸡。除了这个可以说是天然的原因外，公鸡那么俊美，母鸡也勤劳，家禽家禽，与家相伴，怎么忍心举刀相向呢？
华商报：有没有见过别人杀鸡？
赵季平：一般下意识避开了，但确实听过“杀鸡”。
华商报：听过？
赵季平：（笑）我是学音乐出身的，人们经常形容初学音乐尤其是弦乐的人，拉起琴来，嗞嗞呀呀，声如“杀鸡”，以形容其声之凄惨和不着调。坦白讲，这种“杀鸡”，恐怕是任何一个初学音乐的人，都没法绕开的环节和阶段，每人都曾有“杀鸡”时，虽然青涩，毕竟难忘。这种“鸡”，我还真的听过也“杀”过（笑）。我大哥赵振霄，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届专家班的大提琴高材生，小时候我看过他们排练，回来后就在院子里组织孩子们一起成立了一个“乐队”，把羽毛球拍子夹在脖子底下就是小提琴，扫帚就是大提琴，大家一起“杀鸡”，我呢，跳在桌子上，是作曲兼指挥，玩得不亦乐乎。
曾在陕北
“追”过一个月的公鸡
华商报：家里有没有养过鸡？
赵季平：这个还真没有。我在甘肃平凉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到了西安，然后一住至今。城市里，你想嘛，条件不允许，没法养。倒是见过很多鸡，尤其是大公鸡。记得是在1984年吧，也是在春节前，因为要给电影《黄土地》作曲，我就跟陈凯歌、张艺谋，还有何群，我们四个人在陕北跑了很多地方，从延安到安塞，再到青化砭。当时零下二十多度呀，一个来月，在陕北见了很多公鸡，是那种大红公鸡，一个个昂头挺胸，真是雄赳赳气昂昂，感觉叫声都比关中的鸡更嘹亮，尤其是在安塞，见到的最多。每天早上，一只公鸡打鸣，全村鸡纷纷打鸣，一时间山鸣谷应，那场景确实难忘，也让人振奋。
华商报：有没有把这些见闻放到音乐里？
赵季平：后来，凯歌把公鸡写进了歌词，《黄土地》里有四首人物主题音乐，其中凯歌作词的、关于人物顾青的《镰刀斧头歌》中，有一句“芦花子公鸡飞上墙”，我作曲时处理成了特别激昂欢快、充满希望的调子，因为眼前出现的就在陕北看到的那些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鸡的形象。
我曾像大公鸡一样
护过俩“小鸡”
华商报：你刚说自己属鸡，那对鸡到底有多少了解？
赵季平：过去文化人不是给鸡总结过“五德”吗？说鸡是“文、武、勇、义、信”。文呢，它头顶有冠，谐音当官，有所作为；武呢，鸡爪子是黄的，这叫穿黄马靴，很威武嘛；勇指它的好斗和勇往直前；义，公鸡总护着母鸡和小鸡，讲义气；至于信，应该指的是它报晓准时，风雨无阻。你细琢磨，还真是这回事儿。
华商报：你对鸡的“五德”有什么体会？
赵季平：说来有趣，我还真的是当过一回“大公鸡”，就在过年期间，护过家中俩“小鸡”。那是在1961年春节前，父亲写信给母亲，让带俩孩子去北京过年，母亲就挑了老三和老五，因为老三（赵振川）是学画的，可以当面接受父亲的指导，老五（赵振武）喜欢厨艺，他俩就幸运地“进京”去了。老五有厨艺天赋，母亲烧的烩菜，就属他学得最快，味道最接近，别人再怎么学也不行，奇怪！他们走后，我就奉命留守西安，带着老六、老七，他俩分别是9岁、11岁，我16岁嘛，就临时充当了大管家的角色，用母亲留的菜和钱、饭票，管俩弟弟吃饭，曾经斗胆买过一只獾，美美吃了一顿。当时伙食限量供应，我就把“一日三餐”改成“一天两顿”，早上不让他俩起床，这样可以免去一顿饭，中午吃6两，下午吃4两，两人后来长时间对此“耿耿于怀”（笑）。
华商报：马上就是猴年了，能否给华商报的读者说几句？
赵季平：说到猴年，我母亲属猴，我女儿属猴，我孙女也属猴，所以前几天我还买了些印刷的猴图，吉祥物嘛，在家里贴了起来。转眼又是一年，感觉真是时光匆匆。5月我在上海有一场独奏音乐会，10月还会有场演出，正在写个协奏曲。我认为，“年”就是提醒人们，又是一轮时光更替！在此辞旧迎新之际，恭祝大家劳逸结合、新年康乐！华商报记者 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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