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皮裤带张贵森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县委任专职通讯干事。经常去陕西日报社投送稿件。当时的报社在繁华的东大街路南边。我除了修改补充稿件,有空就去大街上溜达。在一个国营商店里,一条皮裤带像磁石一样紧紧吸引住了我的眼球。我拿在手上反复观看,越看越爱。皮带正面黑明黑明的,闪闪发光;铲子上还镶嵌着一朵小红花,精致而秀雅。我问售货员价格,一元六角钱。能便宜吗?国家规定的价格怎么便宜,售货员微笑着说。我又把皮带摸了摸,翻来覆去看了好大一会儿。
“要不要”售货员问。
“不要”我不好意思地说。
“不要老看什么,商品嘛!”售货员斜视了我一眼,生气地“哼”了一声。几乎是从我手中夺走了皮带。
我红着脸转身走了几步,还不死心地回头看了几眼那个我心爱的皮裤带。
说实话,不是我吝啬、小气,实在是没有买皮带的余钱啊!
那时我家五口人,有年过七旬的祖母和妻子及两个年幼的女儿。我月工资33.44元(粮食差价4角4分),妻子在家是“八分劳”,我家年年欠生产队的“口粮款”。再加上我们还搞了点“基本”建设:请匠人把用枣刺茎秆编的柴门变成了木头门,将一扇开的破旧窑门改为两扇门。还新做了老式的木柜、风箱和梨木案。加上分家时的260元外账,总共三百多元对我来说已经是债台高筑了。祖母及两个女儿有个头疼脑热要花钱;针、线、油、盐还要花钱。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再紧细也得11元左右;每次回老家必须给祖母买一斤七角六分钱的“甜糕点”(副食)。那时我还有个臭毛病——爱抽烟,大部分抽的是8分钱的羊群烟。说个“丢人”的话,毎花一毛钱,都要掂量该不该花。妻子为买一件五元钱的“灯心绒”上衣布料,哭了两次鼻子。我在祖母的斥责下,才满足了她的要求。
时间像山涧的清泉,不停歇地流淌着。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去西安出差,不自觉地又踏进了那个卖皮带商店的大门。一眼就看见了那些黑色的皮带,不由自主地走过去看了看。还是那位年轻的女售货员以为我要买,热情地问:“您要买皮带吗?”我一个字没说,转身快走。
岁月在慢慢流逝,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我利用给报社送稿件的机会,先后正眼、斜眼、偷眼地看那些黑皮带不下十次。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又走进了那个卖皮带的商店。只见那个没有多大变化的女售货员朝我投来了轻蔑的眼光,还和另一位售货员挤眉弄眼讥笑着什么。我全身的血液好像一下子涌出来了,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直冲到柜台跟前,愣声愣气地大声说:“买一条皮带”。嘲笑我的售货员见我一脸黑风,轻手轻脚地把皮带递过来,我把一元六角钱重重地甩在了柜台上……
这条黑色裤带,我整整用了十年。铲子上的小红花掉了,乌黑发亮的漆也脱落了不少。我和大家一样,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索性又买了一条新裤袋。妻子看我那条皮带虽旧,但用起来柔软舒服,一用又是十五个年头。最后皮带断了,这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彻底“休息”了。
在一次全家人的聚会上,我当着大家的面,拿出这条已经断成两截的完全变为黄灰色的皮带说,这是咱家的“传家宝”,要永远保存,让节俭的风气传承下去。儿女们都同意我的说法和做法。
时间老人跑得很快,不留意又过去十多年。近几年,我看儿女们大手大脚地乱花钱,心里总感觉到不是个滋味。一次我问她们咱家的“传家宝”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我从书柜拿出那条用纸包着的旧皮带。几个儿女见状,异口同声地说:“老爸,现在已经是什么年代了,你还说这个,思想也太守旧、太落伍了。”
癸巳年过春节,我给全家每人发了一百零七角的“压岁钱。”零头七毛钱,是我弱冠之年,冒着风雪,步行三十多里山路卖了一担柴的所得。今年乃至今后每年过春节,我决定给全家每人发一百零贰元三角“压岁钱,”但愿他们永远记住这个不能忘怀的“两元三毛”钱!(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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