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需要全社会联合治理

   本报记者 车喜韵

“女大往外跑，儿大娶妻难。”在我国农村，尤其是偏远贫困山区里，大量大龄未婚男青年娶不到媳妇“被迫失婚”。这种被迫失婚，诱发了个体行为失范，一段时间里，不断传出的女大学生失联、被性侵和遇害的消息，无不令人痛心疾首。这些微观层面的风险事件，对公共安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性别失衡这一人口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稳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男性比女性多出约3600万

目前，我国仅西藏和新疆的出生性别比处于正常水平，其他省份都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男女比例协调本是自然进化的规律，然而在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成为社会一大“顽疾”。据西安交大一项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持续30余年，累积效应已现端倪，1980年至2010年间的出生队列，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这一个庞大的群体，届时将面临“娶妻难”。将直接影响人口的健康和安全，增大社会风险，对人口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男盈女亏”带来社会“普遍受损”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教授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受损的不单单是大龄未婚男性，还包括未婚女性、已婚人群以及大龄未婚男性的家庭等等，性别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各类人群原有的脆弱性，带来社会的“普遍受损”。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剧增，婚姻、生育和性方面的道德和行为失范明显突出，主要表现为非常态婚姻的盛行、婚外性行为等，各类失范行为交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性犯罪等违法犯罪行为，女性的个人安全也可能受到威胁。这些不和谐的音符，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宁。

B超成为直接“杀手”

性别失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从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到非法人工终止妊娠的“一条龙”黑市。

重男轻女的观念在我国已存在上千年，为什么近30年才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少子化和B超普及是直接原因。据悉，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日本、中国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普遍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因为这时B超设备开始普及。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经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

在我国农村，“头胎生了女孩的，二胎便要千方百计生男孩。”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查发现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有专家介绍说：“有些村庄甚至3年内没有出生一个计划内的二胎女孩。”

妇女社会地位普遍过低

目前，我国妇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长的幅度基本赶上男性外。其他指标都明显落后于男性：

在经济生活方面，女性虽然广泛地参与社会劳动，但职业声望和收入不高；招生招工时，条件等同情况下，往往取男舍女。

在政治生活方面，女性的参政比例大大低于男性及国际社会女性的平均政治参与水平；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女性仅占1/5。

 治理模式应提升为国家统筹

李树茁带领的《中国人口性别比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建议，将性别失衡宏观治理模式转化为国家统筹治理模式，构建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并作为长期战略行动，从制度、政策、社会发展、弱势群体保护政策、社区干预等多方面制定政策和行动计划。

李树茁介绍说，韩国也曾经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阶段，为此，韩国成立了一个性别平等促进部，它是内阁的一个正式的部。这样女孩的问题，女孩生存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值得我国政府和社会借鉴。

当务之急是在打击技术越轨的同时，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在经济发展中，优先注重女性的发展机会，通过利益倾斜引导女性地位的提高，只有现行政策制度彻底打破男权主义文化在现实社会延续的基础，才能激发男孩偏好观念的转变；另外，尽快改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的生活福利，缩小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自我养老能力弱、而社会化养老需求较大之间的供需矛盾，将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可能构成潜在威胁的“定时炸弹”排除在爆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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