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长武 田润民
习仲勋（资料照片）
义结金兰多难时
长武县地处陕西省西北边界，南、北、西三面与甘肃省的泾川、宁县、正宁、灵台相邻，是陕甘交界处一个山区小县，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0年，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部所属一师第二支队驻军长武，支队司令王德修是三原县独李人，曾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一年习仲勋刚满17岁，他受党组织的指示，从三原武字区经过三四天的长途跋涉来到王德修支队，准备和已经打入这支部队的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一起搞兵运。所谓兵运，就是发动士兵举行起义，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
王德修看到习仲勋年龄小，机警干练，便让他留在自己身边，担任支队通讯排长。但省委对兵运工作有指示，要求党员尽量下到连队任职，习仲勋便借口对王德修说：“通讯排长我干不了，你还是让我下连去。”于是，王德修任命他为二连见习官，相当于现在的连司务长。1930年3月的一天，习仲勋和李秉荣、李特生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党小组会，确定兵运工作的方针：从关心士兵生活入手，利用同乡故旧关系，联络感情。采取乡间结拜兄弟方式，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进而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在士兵中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1930年7月，习仲勋随二连移驻长武县以东的亭口镇。镇上有个骡马店，店主人名叫王志轩，此人交往广，讲义气。习仲勋因为采买副食和王志轩相识，逐渐成为朋友。随着交往的增多和深入，这种私人朋友扩展到5人，包括二连连长唐万寿，亭口镇开明绅士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以及王志轩，习仲勋。他们效仿古人的做法，对天起誓：“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庞涓挂双靴。”以年龄排列顺序，长者为兄，小者为弟。这五个异姓兄弟中唐万寿和习仲勋是富平人，其余三人均为长武人。
习仲勋在特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用这种古老的方式结交各方面的朋友，是为了掩护党的活动，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他在发展个人关系的同时，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有的还发展成为党员。王志轩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习仲勋的影响和教育下，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很多工作。他冒着风险，把自己的骡马店变成党组织活动的联络点，给过往的党员和革命人士提供吃住和生活上的资助。
1932年春，习仲勋领导的“两当兵变”失败。精神上的打击，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身心疲惫，终于病倒。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搜捕，习仲勋拖着孱弱的病体来到结拜兄弟王志轩家中。王志轩见状，既高兴，又心疼，尽全力照顾这位异姓兄弟，给他提供可口的饭食，又请来长武县有名的老中医王化南、赵彦芳精心治疗。习仲勋身体日渐恢复，他白天在窑内看看书，晚上出去在镇子里走走，打听风声。有时候还撑着病体，帮助饭馆拉风箱、挑水。
习仲勋无论走到哪里，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常常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一天晚上，王志轩七岁的侄女银娥坐在炕上不停地哭，习仲勋关心地问志轩的父亲王占魁：“叔，娃咋了？是不是病了？”王占魁回答说：“好着哩，是你姨今天给娃把脚缠了。”缠脚对女孩子来说如同受刑一样痛苦。那天，奶奶和母亲用瓷瓦片把小银娥脚心肌肉划开，然后用白布条缠了一层又一层，鲜血顺着白布渗出，小银娥疼得直钻心，忍不住大声哭叫。习仲勋马上给王占魁做思想工作：“好叔哩，千万不要给娃缠脚！将来女人也要走出去，参加生产劳动，妇女也要成为社会的主人。”王占魁说：“好娃哩，你不知道，咱这里的风俗就是这样，女娃娃七八岁就得缠脚，长大了不好缠，谁都知道那是受罪哩，可女人脚大，没有人要，嫁不出去。”习仲勋说：“给女人缠脚是封建社会的老思想、旧习惯，要不得！你给我姨和嫂子劝说一下，不要再让银娥受那份罪了。”经过习仲勋一番耐心的思想工作，王占魁老人想通了，遂以命令的口吻给妻子和儿媳妇说：“给银娥把缠脚布解了！”银娥成了那个年代妇女的另类，如今87岁的她在平地上走路不用拄拐棍，不用人搀扶，还能爬坡上山哩！看着她那双大脚，她说：“这是习叔叔帮我解放的。”
习仲勋不仅帮助银娥扔掉了裹脚布，还教她认字，亲切地对她说：“来，叔教你识字，不识字就是睁眼瞎子，将来什么都不知道。”一边说，一边顺手拿柴火棍在地上写下了“壹、贰、叁、肆”，接着又写下“东、南、西、北”，还指着对面说：“你家门前泾河北面就是旬邑县……”一次，小银娥在饭桌上把一枚铜钱立起来转，习仲勋看她玩得很高兴，便笑着问：“银娥，你耍的是什么？”“转铜钱哩”银娥回答道。“来，叔给你转转看，”说着，习仲勋便把铜钱立在桌子上，用手一捻，铜钱飞快地转了起来。待铜钱停了后，习仲勋笑着对银娥说：“我转的这个叫乾坤转！”小银娥不解其意，茫然地问道：“啥叫乾坤转？不就是铜钱吗？”坐在旁边的爷爷王占魁和习仲勋相视，会意地笑了，爷爷说：“娃娃，你不懂，不要出去乱说。”长大以后，银娥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乾坤转”就是扭转乾坤的意思。
1932年6月，经过两个多月的休养治疗，习仲勋的身体康复，他急切地要找刘志丹的红军和上级党组织，便向王志轩、刘士荣、刘警天辞行。临别前，三位兄长典卖土地、出卖牲畜，为他筹措了200块钢洋的路费。习仲勋在感激之余，特别嘱咐三位兄长要继续革命，注意接待北边来的革命同志，还要介绍更多的有志青年到陕甘边区去。离开长武县以后，习仲勋回到家乡富平，通过日后担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周明德打听到党组织和红军的消息，两人便以驮盐换粮为掩护，周明德推一辆独轮车，习仲勋在前面拉车，从富平出发，行程100多里路，来到耀县照金山区老爷岭周冬至家中，由周冬至带到杨柳坪，终于见到他仰慕已久的刘志丹，从此两人开始了为创建以照进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斗。
习仲勋在长武县的三位结拜弟兄牢记习仲勋的嘱托，曾先后护送刘天明、刘刚等十多名青年到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刘士荣以他家的药店为掩护，保护进步人士，他参加了共产党。国民党当局闻知他和习仲勋的关系，将他逮捕入狱，关押近一年时间。解放以后，刘士荣曾担任两届长武县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刘警天因为在学校宣传进步思想，支持进步学生，被国民党亭口镇镇长赵经域撤销了校长职务。
渡尽劫波兄弟在
在习仲勋的五位结拜弟兄中，王志轩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
王志轩，1908年生，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生性豪爽，喜欢交友，对朋友两肋插刀，颇有点古代侠客义士之风。他年长习仲勋5岁，两人彼此以“四哥”、“五弟”相称，因习仲勋在长武期间在他家居住养病，两人的关系是五个结拜兄弟中最亲密的一对。文化大革命中，长武县公安局的军代表想把他打成叛徒。然而，派人外调时发现，王志轩早在1936年由当时赤水县委书记任成玉（解放后曾任石油部政治部副主任）、县保安科科长焦万海（曾任胜利油田党委书记）介绍加入共产党，是我党的秘密情报人员。抗日战争期间，习仲勋担任关中分区书记，王志轩在长武亭口镇的小饭馆成了我党的秘密联络点，他常在西（西安）、兰（兰州）公路沿线以数汽车为名，搜集情报。他把搜集到的情报藏在帽子里，然后泅渡泾河，送到关中分区所在地阳坡头，当面交给习仲勋。习仲勋安排在彬县的刻字铺是我党设在彬县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刻字铺老板王天成，旬邑县马家堡人，一次，他为边区买到两挺机关枪，藏在棉花捆里，交给王志轩，由王志轩带到边区。王志轩经常往返于长武和旬邑，结识了后掌村的李串娃，此时李串娃已经嫁人，丈夫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但很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来信。王志轩认为，那肯定是阵亡了，于是下定决心要娶李串娃。习仲勋和他在后掌村的朋友李树桢规劝道：“没有音信不等于人死了，万一人家的丈夫回来了，咋办？俗话说，‘不娶活人妻\’嘛！”可王志轩不听劝告，硬是把李串娃娶了过去。几十年以后，习仲勋仍然记挂着这件事，1985年，他在北京接见李树桢的女儿李芳婵时，还问李串娃原来那个丈夫有音信没有，他说：“万一那个人跑到台湾，现在两岸关系缓和了，人家回来，会说你共产党人娶了国民党人的老婆，影响不好嘛！”当听说那个人一直没有音信时，习老才如释重负地说：“这我就放心了。”
解放以后，王志轩担任长武县亭口区区长，习仲勋多次写信鼓励他好好工作，并问他需要什么帮助。王志轩直言相告：“咱不图名，不为利，家中盖房需要钱。”习仲勋一次给他汇款600元，这在解放初期可谓一笔巨款，同时还从富平给他送来4尊青色柱顶石。王志轩用这笔钱盖起了一座四合院，内有三座13间大瓦房。他非常珍惜这座四合院，盼望五弟日后能再来长武，在这四合院里住些时日。
文化大革命中，王志轩被打成“习仲勋的黑爪牙”，遭到残酷批斗，那座象征着他和习仲勋兄弟情谊的四合院被拆掉，王志轩气急之下一病不起。1978年春，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王志轩应邀和老伴、女儿一起赴广东看望，俩人相见，抱头大哭，王志轩委屈地诉说：“兄弟，房子让人家给拆了！”习仲勋说：“我头差一点被割了。”劫后余生的兄弟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无奈习仲勋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出更多的时间陪他，吩咐说：“四哥来一趟不容易呀！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在这里休养治病，病好后好好看一看南方的风光。”看到五弟工作那样繁忙，王志轩不忍心打搅，在广州中山医院治疗7天后，便返回西安。后来，习仲勋从广州给他寄来许多药品，还委托弟弟习仲恺帮助他继续治病。1979年8月，王志轩久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习仲勋为他的四哥送了花圈，习仲恺专程从西安赶来参加吊唁。
如今，这两位异姓兄弟先后离世多年，但他们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情谊以及传奇故事在长武广为人们传诵。（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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