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绎《大秦帝国》 创造文坛奇迹——记著名历史学者、作家孙皓晖
本报记者 杨波海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咸阳市三原县一农家。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院长，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2009年3月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居长篇小说组第二名。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入选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大秦帝国》电视连续剧（第一部）已播出。
生在老秦，和法家思想结缘
孙皓晖的出生地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西阳镇，就是“老秦”之地。秦国修建的郑国渠（今泾惠渠），至今还在他家门前潺潺流过。当年，每逢灌溉，生产队会派出有经验的老人，带着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老人们便说起许多与秦、汉有关的掌故。毗邻家乡的富平县美原镇，又是秦国大将王翦的故乡，孙皓晖每次去那儿拉煤、走亲戚，也会听到许许多多关于秦朝的故事。在他少年时代，一些秦国的古地名，已经印在记忆里。“老内史（今咸阳）、老云阳（今泾阳）、老频阳（今富平）、老下邽（今渭南）……老人们的胡子里都长满了故事。”
1973年，孙皓晖考上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76年毕业。1978年初，他到咸阳市委宣传部工作，同年秋季到省委党校学习。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几个朋友合作，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学术论文，在北京一个研讨会上宣读后，一鸣惊人。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急需法学人才，北京大学法律系当场问他想不想读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则要“挖”他当老师。最终还是西北政法大学把他“抢”走了。孙皓晖在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先后度过了十余年的法律教师生涯。“我就算是和法家思想结缘了。”孙皓晖乐呵呵地说。
2010年7月29日，孙皓晖回到故乡，在咸阳举办的“中国大秦文化论坛”上作了题为《咸阳的秦文明开发要在一个高起点上迈进》的演讲。
自我放逐，16年完成巨著《大秦帝国》
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身为学者，他却首先摒弃了学术著作的形式。“我说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没用。得老百姓都这么说了，才算做到了。那最好的形式，就是电视剧。”所以一开始，孙皓晖写的，是一个《大秦帝国》的电视剧本。
当时，孙皓晖在法学领域，算是功成名就。他是西北大学法律系的教学科研副主任、经济法学的学术带头人，还是第一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第一卷《大秦帝国》剧本写完后，打印本在文化圈里流传，引起陕西省委宣传部的重视。1996年春节，主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到西北大学给教授们拜年，登门看望了孙皓晖。在他家里，副省长、校领导和他谈了很久，最后拍板：“给你两年的创作假期，就专门把这个事做完！”
1997年冬天，约定的两年期限就快到了，孙皓晖的剧本写到第五卷。但他发现，“自己根本完成不了，剧本就写了5年，如果要继续写成小说，别说两年，只怕4年、8年都不够。”
1998年春天，孙皓晖带着妻子，在海口一个僻静的小区居住下来。在他30多平方米的书房，里面凡能落脚之处，皆是书山。史籍典册、诸子百家、先秦文学，就连一般秦史研究者不太关注的古代科普类书籍，如《水经注》、《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梦溪笔谈》等等，孙皓晖都统统看过。“商鞅变法，鼓励农耕，老秦人当时都种什么，收成怎么样，收上来做成什么吃，这些都得认真查实啊。”
十几年中，孙皓晖始终保持着不疾不徐的淡泊心态。每天写一个故事段落，万余字到寥寥几百字不等。但也有焦虑的时候，这些年，清朝热、明朝热、汉唐热，在电视屏幕和图书市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唯独孙皓晖立志要呼吁的“中华文明正源”——秦，还是沉默的。书一日没写完，他就一日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焦躁起来，在和朋友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会痛心疾首地喊：“明清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衰落期啊！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和中华文明源头上最有创造力、生命力的秦时期对接！”
2008年春天，当孙皓晖在遥远的海岛上，敲下小说《大秦帝国》的最后一个句号时，他满头黑发已经灰白。从43岁到59岁，他人生中最美好、最年富力强的16年，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大秦帝国》。
“我就是想超越《史记》这座大山。”
电视剧《大秦帝国·黑色裂变》在海外和网上热播后，人们争议最多的，就是商鞅、秦孝公等人的刻画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出入。孙皓晖以写秦的正史为己任，为何还要对重大历史人物进行演绎？
“我坚信，那就是真实的商鞅。”一提及此，孙皓晖语气凝重：“司马迁写《史记》，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是基本真实的。但司马迁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遍翻《史记》，凡是在生死存亡之际为国家承担责任、勇于牺牲的人，文仲、吴起、商鞅、晁错……没有一个能得到他的好评。能得到他好评的都是擅于做人、明哲保身之辈，范蠡、张良、李陵……我们为什么还把司马迁的主观评价当作史实来看？司马迁说商鞅‘刻薄\’，只因为他的法律严格。但那是战时法律体系，能不严格吗？法律严格又能反证立法之人刻薄吗？司马迁说商鞅‘造反\’，但《战国策》里记载，商鞅死后不久，秦国丞相范雎就说，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试问，商鞅相当于秦国第一任丞相，范雎是第三任丞相，商鞅若是造反，如此短的时间内，范雎就敢给商鞅这么高的评价吗？”
孙皓晖得出结论：司马迁错了，商鞅没造反。车裂商鞅，只是秦孝公死后秦国朝野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和其他战国外交周旋的需要。
同样的人物颠覆，还有秦始皇。“司马迁把秦始皇小丑化了”，孙皓晖不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更不认为秦国灭亡于暴政。“它的败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把商鞅确立的战时法律制度，转型为和平时期法律制度。法家历来有‘法、术、势\’三个流派，商鞅遵循的是‘法治\’，到秦始皇这里，他个人的强大威望和战时法律制度一结合，就变成了‘势治\’。一旦这个权势人物死去，帝国也就坍塌。”“写《大秦帝国》，我就是想超越《史记》这座大山。”
“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和梦想”
长期以来的历史遮蔽，让秦帝国特殊的历史价值遭到严重程度的错误解读，种种戏说泛滥，更使得秦帝国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风貌面目全非。要廓清历史消除误读，孙皓晖以为，第一要务便是史观视角。也就是说，站在什么高度以什么样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
孙皓晖，非但有着“老秦人”的情怀，有着这片帝国故土后裔的骄傲，更深切感受到深度发掘秦帝国历史精神，重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精神价值。用孙皓晖的话说，秦帝国是中国走向全面法制社会的历史镜子。虽然，这已经够重要了。但是，孙皓晖以为，这还不是《大秦帝国》最佳最高的切入点。这个最高最佳点是什么？孙皓晖的回答，是文明史，是世界文明史中的中国文明史，是这一时代的文明意义与文明价值；如果春秋战国秦帝国对中国不具有开创文明正源的价值和意义，《大秦帝国》便没有这么重要，对当今中国的精神价值也没有这么大；某种意义上，也不值得我倾注最有价值的全部盛年时光去表现他。
作者在作品扉页的题记是：“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和梦想。”在《大秦帝国》自序中，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勇气和人文学者的历史眼光，充满激情地说：“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这是《大秦帝国》的根本立意，是作者的创作目的。作者在序言中强调的“原生文明”、“强势生存”以及秦文明对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影响，时时可见前人所不敢发之言。
《大秦帝国》之所以让那么多读者感奋，正在于这部作品的灵魂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学子喜欢看，军人喜欢看，商人喜欢看，农民喜欢看，男人喜欢看，女人也喜欢看。说到底，人们喜欢的，正是这部作品所召唤的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缺失了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凝聚在万千故事之中，而不仅仅是几句表白。唯其如此，他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也让我们喜欢着这部作品。《大秦帝国》告诉读者，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的文明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009年4月，孙皓晖结束了隐居海南的生涯，回到西安。西安市曲江管理委员会为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室，供他进行秦文化的创意工作。这间工作室，位于幽静的唐代曲江遗址附近，不远处就是大雁塔，工作室墙上和玻璃门上挂满了用秦篆写成的书法作品。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是一部正在写的3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稿子。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专门讲解自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帝国这1800多年的中华文明形成史。“我还可以高效工作10年，再常效工作10年。”孙皓晖点燃一支烟，烟雾拂过他灰白的头发，笑眯眯的眼睛里有幸福的畅想：“那时候，‘为中华文明正源\’的心愿应该能实现了，我就可以休息10年了。”（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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