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才子到朱先生 ——关中大儒牛兆濂
赵刚
长篇小说《白鹿原》以其农民形象的嬗变意义、家国同构的叙事结构、人类学的诗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此前中国新文学的叙事类型，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而对于主人公白嘉轩的精神导师、白鹿原农民群体的“精神之父”、颇具传奇和神秘色彩、对小说主线影响至深的朱先生的成功塑造，无疑是作品可圈可点的一大亮点。
而小说中朱先生的原型，即是关学最后一位传人、被关中地区广大群众口口相传的“牛才子”——大儒牛兆濂。《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坦言在塑造朱先生这个人物时，几乎全面采用了清末民初关中一带饱学名儒牛兆濂的传闻故事和史料，他说：“我与‘牛才子\’说来有缘——他家的村子在灞河北，我家在灞河南，直线距离只有三公里多。牛先生是我刚能听懂话时就知道的大名人，从大人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劝退八旗军、赈灾济民、通电抗日、主持禁烟、规劝军阀的事迹。”因此，“牛才子”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之典型，成为白鹿原农民群体“精神之父”——朱先生的不二人选。
求学弘道
1867年，牛兆濂出生于陕西蓝田县华胥镇新街村一清寒的耕读之家。父亲牛文博早年因家贫辍学，内心充满遗憾，遂将读书的厚望寄托在子嗣身上。相传牛兆濂出生之前，牛文博梦见北宋名儒周敦颐（号濂溪）来到家中，因此为他取名兆濂，字梦周。
牛兆濂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自幼入塾便一览成诵。1882年参加县考，名列榜首；1889年应乡试中举人。即将赴京赶考之际，父亲去世，母亲染疾，他毅然选择为父守灵尽孝而放弃京试。按大清科举例制，当削夺他已经取得的举人功名，但牛兆濂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较大轰动，光绪皇帝亲自批复：“孝行可风，着赏加内阁中书衔。”这种常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却被牛兆濂力辞。他潜心程朱之学，拜理学家贺瑞麟为师，讲学弘道，影响遍及全国。
1901年，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选拔专门人才。陕西巡抚升允举荐牛兆濂，并赠以路费促其赴京召对，却被牛兆濂以“专攻经史不懂经济”为由辞而不往。两年后，升允以关中书院改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为由，聘牛兆濂为总教习，一年之内书函敦请六七次，但牛兆濂认为自己是立志做学问的人，不能与做官者为伍，又兼与新学不通而婉言相谢。最后巡抚派人持聘书、聘金驱车登门相接，他才勉强随去，但3个月后因学派门户之见不同，决然辞归，仍治程朱理学。
80多年后的1991年，陕西省委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换届工作，拟选当时的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陈忠实为省文联党组书记。当时陈忠实正在乡下老家创作《白鹿原》，对此事完全不管不问。后来被催促急了，先后两次写信给主管领导，申明自己“早已确定后半生以写作为主业了”，“我不愿意调离作协，组织部门如果下任务书调我，我不遵从，不仅我被动，于领导也不大好。我已把话说透，我是不会调离作家协会的……如果作家协会人事不好安排，我心甘情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为了心目中的主业而拒绝高官委任，足见牛兆濂治学弘道精神对陈忠实影响之深。
德行乡里
儒家的关中学派注重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牛兆濂一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有求必应，德行乡里。
19世纪末，时逢陕西大灾，收成锐减，牛兆濂呼吁社会急起相救，并不辞辛劳，自告奋勇主持蓝田全县的赈恤救济事务，保全了众多百姓的生命。此后，关中鸦片烟害泛滥，祸国殃民。牛兆濂再次出山，就任陕西省咨议局常驻委员，负责全省查禁鸦片烟苗事务。值得一提的是，他深入烟害最为严重的西府地区密查，历时20天，有力地推进了该地区的禁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原清廷陕甘总督升允由陇东率大军攻陕，企图复辟。兵至西府激战3月，西安危急。西安辛亥革命起义领袖张凤翙派部下请牛兆濂前往劝说升允罢兵，牛兆濂不顾个人安危，慨然前往乾陵与升允会面，以民生之计和时局大势晓以利害，使升允即日罢兵息战，从而生灵免遭涂炭。
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因对牛兆濂慕名已久、敬佩有加，特委派蓝田县县长曹汉英带绅士十数人持聘书和聘礼邀牛兆濂当顾问，遭到坚辞。
弘扬儒学和重修蓝田县志是晚年牛兆濂的追求，因其故居和讲学的芸阁学舍皆在蓝田灞水河川地带，故取号蓝川，著有《吕氏遗书辑略》4卷、《芸阁礼记传》16卷、《近思录类编》14卷、《蓝川文钞》12卷、《蓝川文钞续》6卷、《音学辨微》、《芸阁礼节缘要》、《秦观拾遗录》、《蓝田新志》、《蓝川诗稿》等各若干卷。同时，他亲率诸生演习周礼，为百姓诵讲宋代关学大家吕大临等人编写的《吕氏乡约》，以通俗的语言阐释了修身、齐家、交游、迎送、婚丧、嫁娶等行为规范，号召乡民和睦相处、患难相济、过失相规、德业相劝。在《乡约》规范下，白鹿原的民风更加淳朴。正如小说《白鹿原》中所述：“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这也正是牛兆濂德行乡里、惠及一方的写照。
同仇敌忾
1926年起，陷入军阀混战之中的中国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围困西安城数月不下，备厚礼特请牛兆濂。但见书舍大门紧闭，门前所拴二犬狂吠不止。手下人想开枪毙狗，被刘禁止，站在门外极不耐烦地等着。过了一个多时辰，书舍门才打开，刘镇华迫不及待地请牛兆濂为其占算此番围城的吉凶福祸。牛兆濂不紧不慢道：“我一介穷书生家的两条狗都能把将军拒之门外，何况那两只虎（当时镇守西安城的是杨虎城、李虎臣，故有“二虎守长安”之称）！“刘镇华又请牛兆濂为其成就大业出谋划策，牛兆濂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望将军善待百姓，以天下百姓为念，自有后福。如果将军非要攻城，我有一策，但必须在天降雪时方可拆阅，否则毫无作用。”刘镇华如获至宝。未久，于右任、冯玉祥等人组织新军前来化解西安之围，镇嵩军进退维谷。时值九月十六日，天降大雪，面对战局，一筹莫展的刘镇华突然想到牛兆濂的那封信，立即拆看，但见上面没有一字，只画了九颗石榴、一枚大枣和一只桃子，不解喻意。其中一名参谋恍然大悟，破解道：“此画内容说的是一句话。九个石榴代表九月十六，乃今日；大枣表示早上；桃子表示逃之。谐音正是‘九月十六早逃\’。原来‘牛才子\’早已预知今日结局，真神仙也！”刘镇华气急败坏，立即派人去抓牛兆濂。扑空的士兵垂头丧气地回报：“‘牛才子\’昨天早上出远门未归。”刘镇华自知被牛兆濂耍笑，怎奈回天无力，只好如画中所示——“九月十六早逃”矣！诚然，这只是一则民间传说，具体细节无从考证，但是牛兆濂痛恨军阀、情牵黎庶之心却是铁的事实，不然，他也不会愤书讽刺诗:“大祸中原小祸秦，至微亦足祸乡邻。苍天若念黎民苦，莫教攀阙生伟人。”并怒斥弊政：“侈费一也，冗员二也，苛敛三也，贪污四也，民力其能乎！”
“九一八事变”前后，目睹国土沦陷，民不聊生，牛兆濂对当局对外不抵抗、对内相屠杀之政策深恶痛绝，作长诗《我明告你》、《阋墙谣》等，申明大敌当前，团结则并存，号召团结相处，停止内战，并发愿“终身不服外货”，减膳数月以志爱国之心，用攘夷之说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并召集原上义勇500人，通电全国出师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牛兆濂无比振奋，认为“全民联合抗敌，由此发扬，中华民族便有复兴之日。”他不顾年迈，挺身而出，亲自组织300名兵勇，恳请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向中国增派8个师团的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患病在床的牛兆濂闻讯痛不欲生，病情加剧，弥留之际，委托其子手书遗嘱曰：“我生平疚心太多，千万勿请入乡贤以重我之耻。我生平只不敢为非，不可铺张太过以为吾之羞。我一生重力行而未有实得，不可自欺欺人。”壮志未酬身先死，先生留给世人的是无尽的惋惜。
泽被后世
牛兆濂逝世后，其遗体安葬在蓝田县城郊外五里头村、他终生讲学的芸阁学舍后面的山坡上，东临北宋著名儒家学者吕大临兄弟的墓地。
泽被后世却不敢“入乡贤”的牛兆濂不知道，他逝世后，陕西各界隆重悼念；地方政府还特准其入乡祠，每年定期祭祀；《大公报》以《关中巨儒牛蓝川先生逝世》为题，对其事迹进行了报道。一介布衣离世，受到如此厚重礼遇，可谓古今鲜有、众望所归。
泽被后世却不敢“入乡贤”的牛兆濂不知道，在他逝世80周年前夕，家乡政府举办了历时52天的“牛兆濂先生家书展”，展出的50余封家书，生动地诠释和传递着这位关中大儒身教重于言传的家风故事和家训力量。
泽被后世却不敢“入乡贤”的牛兆濂不知道，在他逝世80周年前夕，家乡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化研究会，其毕生践行的“躬行实践”、“勇于担当”、“富于创新”的关学精神，已成为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必将被一代又一代有志后学发扬光大。
随着小说及影视剧《白鹿原》在国内外影响的不断扩展，朱先生的原型“牛才子”也必将走进越来越多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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