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江湖的民间力量
在未达成协议情况下拆迁，经常让地方政府陷入尴尬，迫使业主被动答应拆迁条件
拆迁面前人人平等，城市建设人人有责。然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却是此起彼伏的暴力拆迁。有放狼狗咬人的；有偷偷摸摸拆迁的；有听错指令“误拆”的；有泼洒大便、放毒蛇的。为了驱赶业主，拆迁人员歪脑筋动尽，下三滥招数用尽。这些被指来自于民间拆迁力量的作为，伴随着本该保持中立身份的地方政府的无奈与功利。
拆迁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如果方式方法过于粗糙，势必激起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物权法》早已生效，但是太多的拆迁事实告诉我们：从开发商到地方政府，野蛮拆迁、权力逼迁仍然屡试不爽。一位参与拆迁的地方政府官员对此深有感触：拆迁，对于政府来说只是一个项目。对老百姓来说可是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它承载、维系的东西太多了，希望政府慎之又慎。
未按时搬迁遭打砸“逼宫”
位于城北的西安市第十六中学因未能按期履行拆迁协议，12月13日下午遭西安一拆迁公司人员持械打砸。据目睹事件过程的该校教职工介绍，当晚7时许学生放学后，三四十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将学校门卫控制后冲入校园，先将电话线、网线以及红外监控的电线剪断，然后手持铁锤等实施30多分钟的打砸，造成学校厕所受损严重，400余名师生如厕困难。庆幸的是，这群人只是实施打砸毁物，并未伤及学生及教职员工的人身安全。该校负责人分析，拆迁公司就是想通过这种暴力威胁，让学校尽快搬离。
今年9月份，西安市第十六中学周边开始拆迁，该校也在拆迁范围之内，且签有拆迁协议。按照学校计划，今年9月1日开学时，全校师生即可搬入新校区。但新校区内教学所用的实验室尚未竣工，为保证初三年级正常教学工作，学校仅将初一、初二两个年级的学生搬入新校区，初三年级10个班的400余名学生继续留在老校区上课，导致搬迁违约。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该校的拆迁由一家社会拆迁公司负责，对于拆迁公司这种鲁莽行为他们也很生气，现已责令拆迁公司向学校道歉，并对砸毁的校园设施进行维修，确保厕所等基础设施供在校师生正常使用。
2007年6月下旬，陕西豪盛集团公司与其子公司盛景公司投资开发的位于西安市户县草堂镇的建设项目，因搬迁赔偿数额未能协商一致，草堂镇万军寨村贺德良等几户村民拒绝搬迁。受雇在项目部协调部从事搬迁协调事宜的被告人宋康民、张建华合谋找人，利用殴打、纵火、断电等非法手段，吓唬贺德良和几户拒迁群众，逼迫万军寨村村民拆迁。
2007年7月1日凌晨，盛景公司员工吴护宁因剪万军寨村未搬迁户电线被村民贺明等人殴打。7月7日，宋斐然纠集孙思恩、孙建伟、解少华、张武、石帅等人窜至贺明家商店实施报复，用匕首、菜刀及铁锤对贺明年仅15岁的弟弟贺安进行殴打，致其死亡。
死者贺安的家属告诉记者，惨剧发生后，公司只愿意拿出19.5万元，按照工伤事故标准赔付，且要求不追究行凶员工的法律责任。法院最后判决8名被告死刑、无期及3到13年的有期徒刑。
02“这事按正常程序
就搞不下去”
62岁的陈明生（化名）得知街办返聘自己回去继续上班开始还很高兴，但得知新工作是为工业园区征地搞拆迁，连忙摇手称“做不得”。在他的工作经历中已经历过两次拆迁，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后不久，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当时各村干部和群众抢着要求企业入驻，土地转让几乎没什么补偿，商定村民进厂务工名额，或者解决全村吃水，低压改造费用就可以了。”
第二次拆迁则在五年前，县政府争取来一项道路拓宽改造工程，随即通告陈明生所在街办，入户动员沿线范围内群众搬迁。“这条路全乡人盼了快十年了。大家都希望能早日改造，改变当地还不发达的交通现状。”可当拆迁办主任陈明生带着干部动迁时，却被群众拦住了，要求出示三证（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迁安置方案、新房设计规划）。
“工程建设方案、规划等手续都快办好了，要是把施工用地拿不下来，延误工期，影响的可是公共利益。”陈明生明白，这次拆迁只有一份盖有县政府公章的拆迁通告。为了促进拆迁进度，从街办、土地所甚至学校都抽集出来人员走村入户做工作，但动迁进展没进度，“拆迁队工作人员认为在做非法拆迁，或者抱怨群众不识大局，给拆迁队壮胆的派出所两名民警显然也不愿参与其中。”
“这事按正常程序就搞不下去。”陈明生挨了镇领导的批评后感慨道。最后街办一位领导提议，“承包给有能力的民间拆迁公司，就是出了麻烦，政府也落得一身干净。”拆迁办一位副职领了一笔经费，一夜之间将麦田变成了荒地，施工区内的居民住房接二连三莫名遭到破坏。拆迁户到街办、县、市政府上访，状告陈明生动用恶势力搞强拆。
陈明生了解之后才知道，所谓的社会力量其实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在他看来，政府动用民间拆迁力量主要是自身拆迁行为明显有瑕疵，“但是现在都是政府先上项目再补办土地等合法手续，按照规定，仅盖公章就够半年跑的。”在媒体曝光和纪委介入调查之后，陈明生和街办的几位领导被处理，接着相继调离。陈明生称自己返聘，“算是跌倒又爬了起来”，相比涉嫌贪污拆迁款被逮捕的村干部，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面对接连不断的暴力拆迁，不光民怨纷起，上级政府也不舒心。和谐拆迁的倡议很好，但落到实处仍有很大难度。”陈明生认为：地方政府窘迫的收支状况，逼得各级官员到处找钱。从土地里刨钱，被证明为见效最快、来钱最多的门路。
灰色利益链成拆迁顽疾
“我公司有60多名员工，清一色体格健壮能打的中青年小伙子，他们待遇是月工资5000元至1万元，也有只拿提成的。”一位经营民间拆迁队的负责人曾和记者谈起自己的生意经：现在全国房地产行业红火、各地政府也想在圈地中获得巨大的财政收入和政绩，然而拆迁所受到一些小打小闹的阻挠也影响着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地方政府为了形象，把一些不方便的动作交给民间集团势力，民间拆迁公司便应运而生。
“业务范围除了干拆房、清除地面障碍这样的体力活之外，主要是做一些地方政府不方便出面干的一些‘擦边球\’动作。拆迁安全问题不必担心，因为我们与政府合作，理应受到他们的暗中保护。”这位负责人称，一般不接本地业务，与邻县、市合作得多，毕竟暗中下手，怕被熟人认出来惹麻烦。“我们的利润当然来自拆迁补偿款。每次拆迁都或预留资金，对付钉子户除了花钱，必要时动粗是免不了的。”
西安几位提着汽油防强拆的商户向媒体道出自己维权的无奈：6年的租房合同只执行1年，没有补偿就拆迁，我们的损失由谁来补偿？拆迁办却解释说，只会找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不可能去和商户一家家协商。至于损失，商户应该去找房屋出租方，按照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索赔。而房东则表示：我是房东只是出租房子，至于那些商户的损失，我不可能赔偿，赔偿是拆迁办的事情。
时评员杨志认为，以“功夫”阻止“拆迁”是无奈，更是悲剧。拆迁户吓跑拆迁队，并不意味着权利的胜利，恰恰映衬出依靠法治路径维权的失败，而这种偶然性的个案，显然不但难以复制而且不能被复制。
政府退出土地交易有利和谐拆迁
“一方面是群众反映自己的合法利益在拆迁中未得到应有的保护，形成拆迁阻力，而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群众借机大发拆迁不义之财”。有拆迁经历的陈明生告诉记者，每当拆迁消息一出，违建之风平地而起。一夜之间满地的坟头，水井、麦田上也长出了树苗。改扩建的房屋，根本就没有地基，有的甚至就连房梁都没有。拆迁户则认为，一家人40年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盖的房子，不能这么便宜地让开发商拿去。以前赖以生存的耕地已经被征用了，现在用这种办法，算是捞最后一笔钱。
“正因为对土地市场的错误理解，才使得30年前土地改革不彻底，土地一直没有完全商品化，给地方政府征占国民土地留下了方便之门。民间拆迁队再强悍，也惧怕政府手里的暴力机器。”信孚研究院研究员侯梅新表示：拆迁本质上就是土地交易，是房地产业的原材料交易。现在房地产业的原材料大部分掌握在农民手里，虽然政府不承认他们的产权，但是也没有完全剥夺农民的产权，因为涉及政权合法性问题。只有政府从土地交易退出，土地交易，即拆迁必定会像其他交易行为一样和谐起来，这才是治本之策。只有当政府从土地市场的垄断者，到只管征税和扼守监管本位的利益分享者，和谐拆迁才会是常态。
国务院2011年初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政府是房屋征收与补偿的主体;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胁迫以及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征收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征收应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征收补偿方案要征求公众意见。
西安市此前关于拆迁的相关法规认为，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因与国务院条例有较大出入，当年被废止。今年11月1日起施行的新条例明确规定：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不难看出，曾经扮演主角的民间拆迁力量，已渐渐淡出拆迁队伍。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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