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庙建于何时？
高春晓
仓颉庙何时所建？仓颉庙碑何时所立？
建庙时间在古籍中从没有提及，据1989年《白水县志》所载《仓颉庙碑》，仇君“延熹五年正月到官”和孙羡“奉见刘明府上祠刊石”一语，确定仓颉庙在“延熹五年前已初具规模”。
“上”即“登”的意思，可引申为“去上”。因原来有庙才去上庙，似乎也有道理。一个“上”字将建祠的时间提前了不少。其实这是和碑文内容没有直接联系起来分析的误断。
就在“上祠刊石”后，接着的下半句就有“表彰大圣之遗灵”一语。所谓灵就是亡者之灵位，亦即陵墓所在地，建起祠庙，是为了“以示来世之未生”。这句话既表明动机，又表明时间。从碑文正文“亲乃诹访国老”和“弥久奠之于室”看，是为了弄清仓颉墓地的真伪，再确定建庙的地址，然后再建庙宇，以便“弥久奠之于室”。“古不墓祭”。（《后汉书·祭祀下》）所以必须建起祠庙才可祭祀。这里的“室”，即指庙堂。所以根据王昶的《金石粹编》所言“延熹年间”“立祠刊石”才是正确的。此说才与碑文内容相一致。
看来一字之差，造成建庙时间的失误，可见这一字的重要性。原文应该是“立”字。立祠的时间确定了，刊石的时间也就基本确定了，即延熹年间。
再拿捐款多少来说。右侧写得明白，“出钱千百数者，下行自纪姓名。”从这句话看，左右侧及碑阴所记捐款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是六七十人，捐款约八九万以上。再加上未上千百数以下者，少说也在十多万钱以上。汉代使用的是“五铢大钱”，根据当时一斗粮价，四五文五铢大钱计，十多万钱以上，可买两千多担粮食。假若说只立碑，显然是用不完的，必然包括建祠在内。而且主要用于修祠建庙，其剩余部分才是用于刊石立碑的费用。可惜当年所建祠庙我们今天看不到了，想来规模也不会太小。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自唐宋以后及明清增修或补葺的规模了。自宋以来，重修过有八九次之多，这有各自修建碑为证。
有了建庙的时间，那么刊石的时间也就可以肯定下来了。即“延熹五年”，在庙建好后的当年，也可能是同时。
可是此碑自汉至宋近千年时间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任何专家学者考释过。只是到了宋代金石学兴起之后，金石学家才对此碑感兴趣。欧阳修在他的《集古录》一书提到该碑，可惜他只得到右侧和碑阴墨本，不知其为何碑，只提出了些质疑，无从研究其内容和立碑时间。
赵明诚的研究，可惜他也“得之不全”，（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仅从碑阴对欧公之疑作了纠正，而按碑额认定系“熹平六年所立”。“熹平六年”确在碑额有记，但那是碑立十五年后，左冯翊（既是地名也是官名）衡君某来此赡仰庙貌并“奉钱三百之礼”（该碑碑额）才刻上去的，并非原来立碑时所刻，“赵氏误以为正文也”。（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其认定还是不对的。
只是到了清代人吴山夫在得了拓片四纸之后考究仓颉庙碑，在他写的《金石文存》中说：“但以两侧有延熹五年字，遂列之为桓帝时刻。”此次算是得出了正确的时间。以后学者，皆从其说。一碑之所立时间，经过一千五百多年且多人之手，直到清季中叶才确定下来。仓颉庙碑所立时间确系汉延熹五年，这有右侧“延熹五年正月”“立祠刊石”一语为证。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朝廷要在这里“立祠刊石”呢？这就不能不谈及时代背景了。
自西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官僚集团，“守文之徒，盛于时矣。”可是自光武中兴以后，尽都是些娃娃皇帝，无力执政，往往由太后垂帘。太后无能、委政于外戚。外戚专权，当然喜欢少主，如不听话，便随意弑君，而另立少主，以便掌握。可是少主渐大，亲政不及，便借助宦官势力而诛杀外戚。等到桓、灵之季，“主荒政缪，便委国命于阉寺”。（《后汉书·宦官列传》）然而“士子羞于为伍，”（同上）因此官僚集团“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同上）对此天子大为震怒，便逮捕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争”。从甘陵开始，成于李膺、张俭，钩党蔓延，海内涂炭，达二十余年之久。被钩者皆天下善士，所谓“三君”“八俊”“八厨”等数达六七百人之多。
其后黄巾起义，朝野崩离，致使儒家的纲纪文章，长期形成的社会风俗，荡然无存。至汉桓帝延熹年间外戚梁翼自侍有援立之功，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穷极满盛，威行内外”（《后汉书·宦官列传》）企图为乱。桓帝便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密谋，围其府邸，逼梁自杀，并连其亲属十多人皆被除掉。至此桓帝更依赖于五宦官，从此“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后汉书·单超传》）。五宦官封为五侯，其兄弟尽皆为太守等官。这些人“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而为寇贼。”（同上）
由于长期的外戚、宦官、交替得宠，专权飞扬暴虐，致使官僚集团，诽谤朝廷，而被诬陷为党人，遭其杀戮，弄得国脉不振，思想混乱。于是甘肃、陕西西部的羌族曾乘机多次入侵内迁。这正如《后汉书·西羌传》所云，“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延熹二年至六年，历时五年大规模的入侵三辅地区，致使东汉王朝岌岌可危。此时黄巾起义也在各地蔓延开来。
朝廷的有识之士如刘陶之流（《后汉书刘陶传》赞“子奇有识”）针对儒道陵替，礼崩乐坏，纲纪废驰，信仰缺少的现状，企图从文化教育入手，教化百姓，以挽救形将没落的东汉王朝。这从《仓颉庙碑》“表彰大圣之遗灵，以示来世之未生”“劝诣辟雍”即可看出。仓颉庙及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和刊刻起来的。
从仓颉庙碑左右侧及阴面捐款官吏看，涉及除东道主衙县外，还包括周围莲勺、频阳、高陵、临晋、万年、池阳、夏阳、粟邑、祋祤、云阳等十一县。这十一县除高陵县仍用旧名外，其他十县名字以后各朝皆有变动，现根据《后汉书·郡国志》列表对照如下：经查《后汉书·郡国志》以上各县均属左冯翊管辖，然而左冯翊领十三县。十三县中有十一县官吏捐款，而缺重泉县（今蒲城重泉村）和合阳县官吏。原来延熹五年“重泉令彭良杀无辜，皆弃市”（《后汉书·天文志》），县事可能很乱，无暇顾及此事，故无官吏捐款。合阳县不知何因，也无捐款。我们今天所说澄县可能一部分属衙县管辖，一部分属合阳管辖，汉时左冯翊没有澄县之名。当然属募捐性质，可捐可不捐，也可多捐也可少捐。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为仓颉墓“立祠刊石”，是一件轰轰烈烈惊动左冯翊各县的一件大事，是皇帝“敕置”、（《大宋仓公碑》）朝廷命官调查地址，官府主持，广大官吏及当地群众纷纷自愿集资而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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