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诗与志 ——以周明散文为例

　  红孩

　　长期以来，在文学理论中，一直有“诗言志”一说。所谓“诗言志”,一般是指人类通过诗歌的形式，把作者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志，在这里特指的是志气、志向。我们在上小学、中学时，老师在给我们讲到诗歌时，灌输的也基本是这个概念。可是，经过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我越来越觉得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我要说的是，诗歌在表达思想情感的过程时，还有一个记录历史的任务。在这里，言的“志”不单纯指志气、志向，还有一个“史志”的意义。

　　人类的进化是漫长的，由猿到人的进化特征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字的产生。语言是用嘴说话交流，文字是要通过手写被记录的。在劳动生产与社会交往中，语言和文字是必不可少的。人们要说话，要记录生活，一部分为了生活需要，另一部分是为了表达感情，这表达又可分为自我抒发和相互抒发。说话是要出声音，声音大小长短是有节奏的，何谓节奏，节奏就是声音相对稳定的形式。有了这稳定的节奏，就产生了歌，歌再形成美的旋律，就有了审美，特别是通过文字的表达，就有了诗歌。诗歌的产生，终其目的是为了记录生活抒发感情的。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很多的作品是记录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的。如很多的叙事诗。叙事诗在上世纪80年代前还有，到了90年代以后就逐渐消失了。想来，人们会觉得叙事诗过于简单，不大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要。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门打开，高考恢复，知识大爆炸，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西方文艺思潮的进入，似乎一切都进入全球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冗长的叙事诗显然与“时间就是生命”的快节奏不相适应，其惨遭淘汰纯属历史的必然。

　　那么，散文的发展如何呢？按传统的分法散文可分为叙事、抒情和议论三种类型，或者说是散文的三种表现形式。其实，在当代散文中，往往一篇散文，叙事、抒情、议论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无非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叙事、抒情一直是散文的两个羽翼，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自上世纪90年代席慕蓉、余秋雨之后，叙事和抒情散文明显暗淡了许多，许多作家、学者开始热衷文史类散文，也有人将其称为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思想散文。就个人而言，我是不被任何人的散文理论所左右的，更不会被各种名词概念吓到，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散文标准。我非常赞同不同的作者对各种散文样式的写作尝试，贾平凹最早提出了大散文概念，我觉得其意义重大，究竟什么是大散文，贾平凹有他的解释，别的作家也有自己的见解。余秋雨的散文显然是新散文变革的一种尝试，读者最初读的时候感到耳目一新，才发现散文可以这样写。至于余秋雨接受不接受自己写的是大散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开了散文的一条先河。

　　在余秋雨之前，我们可以追溯到杨朔、秦牧、刘白羽，甚至可以追溯到鲁迅、冰心、朱自清、周作人的散文。特别是朱自清和杨朔的散文，几乎影响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整个走向。至今，有相当多的作家写作散文，还有着朱自清和杨朔的痕迹。我并不认为沿用别人的传统就是落后，否则，我们国家还提倡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呢？

　　就散文的诗与志而言，我觉得杨朔和朱自清的散文在诗性的发挥上都到了极致。杨朔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说过，他是要把散文当作诗来写的。这里的诗不仅是语言的美，也包括感情的抒发和文章意境的提升。正是由于杨朔有着这样的散文创作理念，因此在他的散文创作上其选择题材和感情抒发往往引领那个时代，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歌德式”写作。而在志上，关于自己的思想定位和写作追求，杨朔是统一的。而站在“史志”方面，有人则认为杨朔的散文是不真实的，他的作品是超现实或美化现实的。我觉得，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果站在杨朔的文学观上，我们似乎又无法指责。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表达自己艺术追求的权利。

　　关于史志性写作，近些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其实，在中国古典散文中，如《史记》《古文观止》，几乎都是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文学记录。不同的是，今天的人们由于思想的解放，文化的多元，使得人们对历史可以有着全新的认识与发现。这种作品，只是作者的一种表达，并不等同于历史的考证。可惜的是，当下有相当多的作者，把这种散文写作，当成考古论文，这就使得作品失去了文学的色彩。特别是有相当多的读者，也常把这类散文当成历史来读。我们过去总说，散文不能虚构，那现在人们写了那么多的历史性散文，是不是虚构呢？我以为，这就要辩证地看。过分地强调真实，文学的意义就会打折。同样，完全虚构，那样的作品还有阅读的价值吗？

　　对于史志性散文写作，我始终将其视为散文创作的一种模式。史志可以分为正史和野史，也可以分为国家史和个人史。我比较倾向于“我所直接经历的历史写作”。我以为，今天任何人的写作到了明天都将成为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的写作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将进入历史。诚然，历史性写作，很多人强调大事大人物，这样关注度比较高。但是，有很多涉及凡人小事的作品，也未尝不能进入文学史。关键是写作的角度、思想的深度、情感的浓度，能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鲁迅笔下的事件和人物几乎都很小，可哪个没有进入文学画廊呢？

　　我注意到，在当代作家中，周明的人物散文在“情”与“志”上是有独到之处的。周明系陕西人，自1955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至今已有60余年，先后在《文艺学习》《人民文学》、中国作协创联部、现代文学馆以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散文学会、茅盾文学研究会、冰心文学研究会任职，被文学界誉为基辛格式的人物。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冰心、茅盾、巴金、张光年、丁玲、萧军、艾青、胡乔木、贺敬之、柳青、赵树理、赵丹、徐迟、王蒙、邓友梅、刘绍棠、柏杨、马识途、柯岩、黄宗英、陈祖芬以及章含之、王洛宾、刘晓庆等几百位几代作家、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作之余，周明常将自己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写成散文，在第一时间与读者见面。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周明散文的“在场意识”，否则就无从谈“第一时间”。

　　周明的“在场”，是指周明的散文都是写他直接经历的人物和事件。如初见巴金，是在北京饭店二楼的一间幽静的卧室。见柳青是在陕西长安县（今长安区）的皇甫村，当年柳青深入生活的地方。至于多次见冰心，有时在家中，有时听老人讲与邓颖超一起到中山公园赏花。茅盾先生去世后，他很快写出了《我的心向着你们》，详细介绍了茅公的诸多往事，特别是茅公在遗言中怎样要求党组织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和拿出25万元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使读者看后更加敬仰这位文坛先驱。因工作关系，周明曾经六次去台湾，他与柏杨、张香华夫妇结下深厚的友谊。因为他的努力，柏杨克服层层阻力，将自己的书稿遗存全部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也为周明写就《隔海相望的友谊》留下惊人的一笔。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40周年，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策划者、责任编辑、作家徐迟的老朋友，由他写回忆文章责无旁贷，更是不二人选。我跟周明约稿后，他两天就给我写了5000多字的《改革开放的一枝报春花》，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报》副刊发表后深受读者欢迎。

　　周明写人物散文非常地驾轻就熟，甚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们看一位作家写作是否成熟，就是要看其是否有了自己的风格。周明散文的风格，首先表现在语言的轻松自如，口语入文。其次是叙事的直接介入，而且以细节取胜。第三，他所写的人物，大都是在文坛、政界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在近百年，或者说在未来的近百年是不可或缺，值得人们去研究记忆的。因此，能为这些人进行生活的记录，实在具有史志的价值。我常说，周明在中国文坛的贡献，除了他做了多年的文学编辑、组织工作，还有一点，就是他用自己的笔端对文坛进行了珍珠般的记录。这不是一般作家所具备的，它要求作者必须有独特的经历。也许，周明的这种史志性散文写作，本身就体现着他散文风格的志向与追求。倘真如此，我觉得文坛对周明散文是缺乏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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