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古窑遗址——探秘之一 土器 中华民族拿捏的历史记忆
富平古窑区出土的象牙制陶工具
文/朱清平 江方
在国际社会中，Chi-na既为中国，又为陶瓷。中国就是“陶瓷的故乡”，陶瓷就是中国的象征。一部中国的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一部“活着的”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
根据陶瓷的生产原料，徐都锋习惯于把陶和瓷总称为“土器”。他几十年浸淫在富平陶艺村自己的陶瓷王国里，精心“拿捏”与“破译”陶瓷文化的历史传承，潜心挖掘与寻觅中国古名窑出产的“柴瓷”、“秘色瓷”重见天日的所有佐证。
——题记 银钩遗址：或将重写中国的陶瓷史
从2008年8月起，一场关于“鼎州窑”窑址的论战在中国陶瓷界突然打响。
八年的时间过去了，考古工作者在富平县银钩遗址2.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古陶瓷片和318多座古窑炉的遗址。在窑炉集中区域，发现有832处灰坑遗迹和绿、红、黄、黑、白等诸色矿物质原料遗迹234处。随着异常丰富的瓷器残片、窑具、制瓷工具的出土，一处颇具规模的制、烧瓷器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九九一年，享受国务院陶瓷研究专家特殊津贴、三十年来一直在富平当地从事陶瓷生产、研究交流的徐都锋把收集到的几十万块陶瓷残片按朝代分类,从秦、汉、唐、五代到宋金进行分类，发现这里出土的陶瓷残片具有五个重大特征：一是陶瓷制作工艺质量较高；二是所出土的陶瓷残片时代跨度很长，有些至少在几千年以上，还有众多史前陶片存在；三是有些瓷片胎胚匀薄，刻花精致，釉色丰富，包括了青、褐、黑、黄、白和花釉，风格多样，体现出高超的烧制技术；四是出土的陶瓷残片复原后的器皿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五是瓷片种类中青瓷与白瓷所占比例庞大。
专家们认为，银钩遗址所出土的陶瓷生产种类繁多而丰富，在中国陶瓷历史上都称得上是佼佼者，几乎涵盖了国内目前所有各窑区的瓷器的现象。
有学者把长安区唐代古墓出土的瓷片和大明宫遗址清理出的瓷片与银钩遗址出土的瓷片进行比对，发现无论从釉彩、造型、纹饰结构上，还是装饰技法上都还是完全相同。为此，谜一样的唐代鼎州窑被推向前台。
鼎州窑属于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陆羽《茶经·四之器》碗之记略：“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概因陆羽嗜茶，便以碗之釉色排出优逊。今五窑皆，唯鼎州窑不定。
根据《富平县志·地形志》第二卷第六、七页载:“唐开元间(公元713-741年)徒富平于义亭城,故其里曰义郡,即今阳县地。贞元时四年(即公元788年),改为赤县，旋升州,天佑二年(即公元905年)名鼎州,贞明元年(即公元915年),名裕州,宋则富平美原并建矣。”
富平蕴藏着丰富的矸石、陶土资源，为陶瓷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制陶的先民们能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创造了高超的陶瓷品，无不令后人敬佩。银钩遗址展现的实物，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唐代时期的瓷器，包含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制物的发展脉络，涉猎生活、艺术道教、佛教等不同的文化现象和艺术表现形式。
徐都锋认为，中国陶瓷历史进程应是从原始加沙粗陶——细红彩陶、灰陶——高温木灰釉陶、金属釉陶——粗瓷——细瓷（白瓷、青瓷、黑瓷等）——彩瓷。通过对富平历史区划的查阅和对富平古窑址的探察，不仅唐代鼎州窑在富平，而且历史上有名的“柴瓷”也在鼎州窑区。产生有大量标本证明，“柴瓷”器物不是单一天青色，而是青白色（复色）。同时，他认为，历史记载“秘色”瓷之说，应是记载有误，确切讲应该是“糜色”。通过大量实验证明，原始青瓷属自然落灰经高温融化（1200°以上）所形成，正确定位应称“高温木灰釉瓷”。最早的青色瓷就应是鼎州窑烧制成功，中国青瓷就应该是由北方传入南方，也就是说在唐代应该是“北白北青”。
富平古窑址瓷器标本的发现，为我们未来探索和研究古陶瓷的文化脉络提供了较好的佐证。它有助于对悬而未决的鼎州窑址所在，“柴窑”、“秘色”瓷的争议，以及南北陶瓷发展的历史渊源拨云见日,有助于我们在这一领域对中华民族璀璨的陶瓷文物瑰宝有较为清晰的系统归纳。
中国的陶瓷史，也可能因此而重新改写。
一张手绘地图：演绎着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
陶瓷，众所周知，即陶器与瓷器的总称。徐都锋根据陶与瓷的母体原料，将两者泛称为土器。
陶器的出现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已发现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残陶片。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一的陶瓷文化，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一件件精美的陶瓷器物，带着泥土的芬芳，凝聚着创作者真挚的情感和艺术传承，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见证着民族的欢乐与悲伤。
徐都锋取出一张中国卫星地图平铺在茶几上，上面纵横交错的众多连线让人眼花缭乱。他寓意深长地说，一部中国的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一部“活着的”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
徐都锋说，大自然这种阴阳关系非常奥妙。黄河流域，特别是八百里秦川腹地，非常适宜人类居住，是中华民族从人类进化到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最重要的地区。众多的遗址和文化都发生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特别要说的是皇帝铸鼎的荆山、中华原，就位于富平县。这里不仅有鼎湖、锦城，还有铸鼎村，卧龙村、盘龙村、白龙沟、化龙堡等。在这里，不仅黄帝铸鼎、大禹铸鼎，还有汉武祀鼎、再造九鼎，将中国化为九州。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孕育了中华周、秦、汉、唐四朝盛世，以无与伦比的辉煌为中华文明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徐都锋认为，新石器时期彩陶中的陶塑作品记录着先民生存的轨迹。陶塑中形形色色的飞禽走兽，演示着人与大自然搏斗的酷烈；人们豢养的猪马牛羊，表达着文明的演化与发展。拿捏这些与实物逼真无二的作品，想象着先民的困惑、喜悦和奋争，那在洪荒、野蛮中奔突与呼叫的景象，撼人心魄。
今天的人们通过秦兵马俑方阵中刚毅肃然的将军、凝神待命的骑士、横眉怒目的步兵、横空出世的铜车战马，体会大秦帝国军队那种风卷残云、吞吐日月、横扫大江南北的钢铁军威，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两千多年前陶瓷工匠高超的写实主义、拿捏技巧和金工技艺。
世界闻名的“唐三彩”，所表现的那种瑰丽多姿、恢宏雄俊的格调，正是唐代国威远播、辉煌壮丽时代之音的生动再现。唐宋瓷器艺术的俊丽清新，正是那个时代审美习尚、哲学观念的反映。而明时期瓷器的斑斓与柔丽，则是社会生活与审美观念使然。
徐都锋说，我们要探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我们现在想不到的，不见得祖先就没想到；我们没有见过的，不见得祖先就没有做出来。如千人千面的秦兵马俑，栩栩如生、工艺精湛的铜车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工艺水准。用现在的话讲，应该就是一个大工业化的产品。可以说中国在大秦时代已经进入工业的前沿一点也不为过，特别是铜车马上面的金器、银器、铜器的铸造、锻打、对接、铆接、焊接、扣接、机配，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业化流程。一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地存在几千年，就是因为文化的传承不断。无论多么强势的外来统治和文化都不能轻易改变中华文明的基因存在。
历史不会说谎。不会因为利益集团的点评就失去自身的存在，在一定历史时期该受委屈还得受些委屈，但时间最终会让事实浮出水面。
还以名份：从发展脉络中离析传承工艺
中国人早在约公元前8000－2000年（新石器时代）就能熟练的制作陶器。陶瓷材料大多是矿化物，常见的陶瓷材料有粘土、氧化铝、高岭土等。陶瓷材料一般硬度较高，可塑性较强。在食器、装饰的使用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富平乔山山脉坩泥塬就隐藏着极其丰富的陶、瓷土原料。
陶、瓷是人类在生存空间中最早出现的几种实用艺术品。银钩遗址出土的一件直径23公分的青瓷碗上，刻有栩栩如生的羽童子，上半身为一个俊秀的男孩，下半身为华丽的羽尾，凌空而起，托浮在祥云之上。小碗曲腹，沿稍微翻，胎体较厚，造型亦敦厚。其刀法凝练简捷，漂浮的流云上点缀有几个小圆点，将薄如纸的翼，轻盈透明地展示出来。此纹此法则展现的是拙朴的、苍横的浑厚美，与鸟儿的精灵可爱美形成恰当对比，风范迥异之下，恐怕也有时代早先的开引与技艺高超难仿的原因。
陶瓷在农耕文明时期它是一个标志物，从侧面折射出中华民族历史的方方面面，涵盖社会的康泰繁荣，生活的安宁富足，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文化艺术的多元性，和人们的智慧创造精神；特别是危机、战争，迁栖、天灾人祸等，都能从它发展脉络的晴雨表上反映出来。陶瓷是为生活服务的器物，经济的繁荣，正是造就陶瓷鼎盛的高峰。
徐都锋面对这些精美的瓷器，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它们最初是为谁而做的。为宫廷王室所制？为达官贵人所制？为文人骚客所制？还是为平民百姓所制？看那一瓷一品，瓷品抑或众生人品。从这些单纯的青瓷釉色中，能使人瞬间感悟到那种清明洁净、素雅纯真、超凡脱俗、泰然豁达、淡泊处世的哲人和智者的襟怀。自古劳动创造历史，历史的遗留物是祖先劳动智慧的见证。
从散落在世界各国博物馆和国内外收藏及大型陶瓷书籍里刊印的尚无明确定义的北方青瓷、青白瓷，在今天我们收集到的富平古窑瓷片中都发现了相同的实物标本。这将会为这些没有名份的“流浪儿”找到了出生地，还历史一个真相。
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多少浮华总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沉淀下来的各个时代的文明遗物，成为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永世相传。今天，富平古窑遗址已相继显露面世，其中部分已得到了当地文化爱好者的收藏和保护，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据记者了解，富平古窑址部分已得到了有效保护，但大部分仍处于自然状态，破坏十分严重，令人担忧。
陶瓷，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核心文化之一，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加以重视并予以弘扬，让我们子孙后代知道“china”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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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长安区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