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中国式养老
西安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谁来养老、怎样养老，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为你讲述中国养老的故事。
开栏语
2012年，延迟退休年龄再次引发人们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大多数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或为父母，或为自己。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寻找事业上的发展时，谁来赡养他们的父母？当421已经成当今家庭主要结构时，独生子女的一代又如何赡养双方的四个老人？
其实，对于正当青壮年的80后和90后来说，无论是他们的爷爷奶奶，还是爸爸妈妈以及他们自己，当“居家养老”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时，谁来赡养他们的父母，将来他们又如何养老，这些问题正让一个又一个家庭纠结。近日，本报记者走进这些家庭，走进养老院，走近那些仍然在为养老奔波的人，讲述他们在“中国式养老”模式下难言的痛。
2012年，当养老问题较以往任何时期得到更多关注时，养老院也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传统意义上的养老院解决的大都是生存问题，而直指养老核心的心理问题往往被当做附属品在寂静的岁月中被耗尽。近日，本报记者选取了进养老院养老的三个样本，有孤寡老人、农民，还有国家干部，讲述他们在养老院里的孤寂黄昏。
高陵县养老院是个开放式养老院。平日，养老院的大门并不紧锁，但对于65岁的聂兴文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从进到养老院的第一天起，聂兴文就从没有主动要求出过养老院的大门，他的世界与街道、人群、繁华无关，甚至与语言无关。
在养老院里，除了按时吃饭、睡觉，聂兴文更多的时间是擦拭养老院的石椅、石凳，就是这个活，养老院里没人比他干得更好。每次干完这些活，他便坐在石凳上眯着眼看太阳，即使天再热他也会保持着这个嗜好，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每逢有人从他身边经过，除非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和领导，聂兴文很少抬眼主动和人打招呼。
他的世界里只有“干净”
如果不是因为父母都去世自己一直独身，65岁的聂兴文是不可能来到县上的养老院来养老的。
这个几乎由政府全额拨款的养老院全名叫“五保户集中供养中心”，进入这里养老的人基本为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虽然养老院也对社会开放，但真正以养老为目的入住的老人却寥寥无几。
因为床铺不紧张，聂兴文可以一个人住单间。当然，他住单间还有一个实质性的原因，“有洁癖”，养老院主任高伟说。
聂兴文至今穿着上世纪60年代的粗布深蓝中山装，长袖，洗得一尘不染，天再热也不脱。
养老院每人都有一个大柜子。绝大多数人的柜子里，四季的衣服混作一团，但聂兴文不同，他的柜子里，养老院发的衣服和自己的衣服被严格区分开，厚、薄衣服也绝不在一起叠放。柜子里，连袜子也都放得有棱有角，靠床的椅子底下，冬夏两双鞋，一双棉鞋，一双球鞋，靠墙立着，洗得干干净净。
之前，聂兴文换过好几个室友，却都住不到一块，这自然与聂兴文爱干净有关，他闻不得别人的脚汗味。因为聂兴文爱干净，他的房间自然成了领导到养老院慰问时必进的房间，两年前中央电视台到养老院采访，聂兴文就代表养老院的老人上了镜头，这使得聂兴文在骨子里也格外“清高”了。
在餐厅吃饭，聂兴文从不和其他人在一个桌子上坐，总是一个人站在餐厅的窗户边上吃饭；公共浴室，聂兴文也绝不和其他人一起洗澡，所有的人洗完他才进去；至于交流，平日里一句多的话都没有。他不喜欢有人随便进他的房间，也见不得夏天有人把布的门帘随便拧个疙瘩挂着。为了减少和别人的争吵，他索性把门帘给卸了，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专门放在一进门就能看到的床面上。
“要是不想挂，就这样放好，没必要糟蹋了门帘，”聂兴文对院里的护工说。
他算是那里比较“正常”的人了
聂兴文并不知道，这个县城边上的养老院，和他一样住的70多个人里面，只有5%的人思路清晰，其他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聂兴文算是养老院里的“上层人物”。
因为总不愿和人交流，主任高伟一度认为聂兴文有“抑郁症”，其实聂兴文只是不愿和这里养老的人交流，逢有院里的工作人员和外人来，聂兴文的话就多起来了。
他和来人讲“神九”，讲今年是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在院里，他从不去公共的地方看电视，却每天坚持听广播，知道很多“国家大事”。有时说着说着，就说到自己年轻时的悲惨遭遇。
十几岁时，聂兴文被派到县上修大渠，拉架子车时不小心从渠上摔了下来，摔破了头，从此聂兴文就一直没娶上媳妇，父母去世后他成了村上名副其实的“五保户”。
农村有讲究，哥不娶媳妇弟弟也不好说媳妇，“大麦还没黄，小麦咋能黄呢”？聂兴文底下还有弟弟，他就不能在老家待了，他的“缺陷”恐怕是太爱干净了，因为这个，娶媳妇对他来说就是个问题。
每次一来外人，聂兴文就要情不自禁地讲这些，尤其是讲到自己拉架子车从渠上摔下去的那一段，“是个男祥林嫂”，同住的有的老人说。
当然，聂兴文的“清高”还和他是养老院最“有钱的人”有关。聂兴文所在的姬家管委会雷家村是县上重点开发的区域，聂兴文有自己的庄基地，拆迁时分了好几万块钱，“自己压根就用不上，迟早都是娃们的”。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其他老人很嫉妒——弟弟和侄子们对聂兴文好得很，“一周最起码要来看他一次”。
聂兴文的房间总是不缺方便面和奶，都是“侄子侄女看他时拿的，”这也让养老院的护工很头疼，因为有零食，聂兴文的下午饭基本不在餐厅吃，护工们担心照此下去聂兴文迟早会被零食吃坏。
聂兴文才不管这个，每月他还有国家补贴的80元零花钱，他从不乱买东西，“攒起来逢年过节都给了侄子侄女。”
因为不和养老院的其他人往来，聂兴文的牢骚基本都讲给外人和护工听，养老院63岁的赵发荣经常为有人多吃食堂的馒头和人吵架，聂兴荣看不惯他，“别人多吃和他有啥关系，看看他自己，衣服总是穿得那么脏还老不刮胡子。”
院里一周组织刮一次胡子，很多人叫也叫不去，可聂兴文一周会两次去刮胡子。
聂兴文并不知道，这个县城边上的养老院，和他一样住的70多个人里面，只有5%的人思路清晰，其他人都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聂兴文算是养老院里不多的“正常”人，这也使得养老院里的护工们和聂兴文都比较合得来。
午休之后的下午，聂兴文又开始擦院子里的石头台阶，直到抹布摆水干净时为止，他很喜欢这个活，一天中要两次擦拭这些石椅、石凳，之后就独自坐在台阶上看太阳。
他一辈子没怎么谈过恋爱，他的世界里，似乎只有“干净”两个字。
在农村把父母送养老院被认为不孝
决定做好的那天，张宗科的两个女儿都哭了。在农村，把父母送到养老院会被认为不孝，何况张宗科还有儿子。做过12年民办教师的张宗科毕竟还有些见识，虽然他也落泪了，但还是安慰两个女儿，“去养老院最好。”
离市区20多公里外的长安区黄良镇一家民营养老院，张宗科来这里已经快半年了。起初入住时还很不习惯，也不和人交流，偶尔有人问起他的家事，60多岁的男人哭起来就像个孩子。
去年10月份的一天下午，在家务农的张宗科骑着自己的摩托出门，晚上回来人就跌倒了，去医院抢救时被检查出患了脑溢血，出了院就半身瘫痪了。
四年前，老伴去世，张宗科一个人生活，两个女儿都早已成家，唯一的儿子结婚后一直在外地打工。农村老家，张宗科自己种着四五亩地，靠着每年地里的小树苗，张宗科原以为自己的晚年可以不用儿女照顾，自食其力就行，没想到，“这病来得这样意外，想也想不到。”
在养老院，半身瘫痪的张宗科除了自己能吃饭，靠着助步拐杖勉强能挪动去卫生间，其他的事情都必须靠护工来完成。初病在家时，两个女儿为张宗科雇了村里的一个人来照顾他，秋收时，雇工回家收田，张宗科就没办法在家待了。“养儿防老”的思想在农村也不太现实了，儿子一家都在外地打工不可能回来照顾他，两个女儿和他一商量，只能把他送到养老院。
决定做好的那天，张宗科的两个女儿都哭了。在农村，把父母送到养老院会被认为不孝，何况张宗科还有儿子。做过12年民办教师的张宗科毕竟还有些见识，虽然他也落泪了，但还是安慰两个女儿，“去养老院最好。”
在这家养老院，张宗科属于半护理的对象，每月的基本收费一千多元，加之生活费和平时的零用，每月的花费也接近两千，而这些钱基本是由两个女儿分摊。
做过民办教师的张宗科酷爱书法，会用毛笔写八九种字体，草书写得最好。现在，他的左手几乎没有知觉，能动的右手最多也只能管自己吃饭。
提到儿子，只有眼泪
进养老院没多久，养老院里就有老人死去，有些家属也不愿来料理后事，养老院就多收一千块钱替家属把人火化了，一开始张宗科觉得这样的事情挺可怕的，后来也渐渐习惯了。
人一病话就少了，到了养老院张宗科更是这样，大多数时候他都躺在床上看电视听广播，所幸，脑溢血的病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听力。初到养老院，他很不习惯院里一位东北老太太整天在院子里说话，“天一亮就开始说，因为自个也听不到自个说啥，所以也歇不下来。”还有就是养老院西角房里住着的一个精神有点问题的人，“每天隔几分钟就会大叫一声。”
几个月过去，张宗科习惯了。从城里刚搬出来的这家养老院绿化还没有跟得上，偌大的院子里没有树，一到中午院子的地上就被晒得滚烫，出了门的张宗科只能在房檐下小坐。
养老院里的护工多数都与张宗科的年龄相仿，身体最好的护工段玉琴甚至比张宗科还要大上5岁，一个护工要照顾十几个老人，照顾的对象90%都是偏瘫和全瘫的老人。
进养老院没多久，养老院里就有老人死去，有些家属也不愿来料理后事，养老院就多收一千块钱替家属把人火化了，一开始张宗科觉得家属怎么这么没人情味，后来再出现这样的事也渐渐习惯了。
自从住到养老院，外地的儿子一次也没来看过他，连电话都很难得有一个。提及儿子，对张宗科来说就是一个坎，虽然极力掩饰着自己的难过，但眼泪还是簌簌地落下来，甚至想大声哭出来。
“不能怪娃，都不容易”，张宗科哽咽地说。
每到周末，张宗科就盼着女儿来探望自己。这个周末，大女儿答应给他带一个新拐杖，血压计里的电池没了，小女儿在电话里答应他来时会买给他。
每次女儿们来都会告诉他，他的病会康复，张宗科自己也确信这个。因为这个，他坚持看电视听广播，“不让自己的脑子坏了。”
家里的地里还种着小树苗，女儿来看他时也拿这件事鼓励他，“好好养病，树苗还等着你回去卖呢。”张宗科算了一下，树苗如果长得好，“还能卖不少，够还住养老院让女儿们花费的钱了。”
人老了就朝着老的归宿去
在西安市区一家高档养老院，78岁的老人李榕（化名）在情感上也面临着与张宗科相似的纠结，只是四年前李榕就开始学着放下与儿女的情感纠缠，甚至已经适应了在养老院安心养老的生活。
李榕是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退休前是个教师，五六年前，李榕得了病就不能再下地走路，丈夫去世，李榕一个人住着一百四五平米的房子，一年里保姆换了七八个都不合意，最后是李榕自己说服儿女到养老院养老。
西安市区韩森路上的这家高档养老院里只住着一个乡下老人，其余都是退休“干部”。这所养老院，能够完全自理的老人每月最低收费也在2000元，像李榕这样需要完全护理的老人，每月收费已接近4000元，这样的消费对于像张宗科那样的农民来说连想也不敢想。
这家养老院是由社区医院改造而成，说是养老院其实与医院无异，而很多老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养老，大都与养老院同在一个楼层的医院有关，“有医院看病方便，这让很多把老人送来的儿女也很放心，”院长方远介绍说。
养老院除了不收皮肤病人和精神病人，其他的都收。
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李榕都是躺在床上，她住在养老院最向阳的单间，头顶的中央空调24小时不停。
李榕的四个儿女，两个女儿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小儿子在国外，大儿子在国家公安部，坚持到养老院是李榕自己的决定，“儿女们个个忙何必要拖累他们。”
每年过年，儿女们回家聚齐，李榕就被接到家里，原本7天的假，李榕每次只在年三十吃一顿饭就坚持回养老院。院长方远以为李榕喜欢养老院的环境，其实李榕“就是不想让儿女们看到自己现在啥也做不了的样子，孩子个个都很孝顺，就更不能给他们添麻烦了。”
几天前，在国外的孙女回西安，李榕高高兴兴地被孙女推出去吃饭，当孙女提出要推着她去附近的兴庆公园转时，李榕拒绝了。很多时候，李榕在有意做着人生情感的减法课，“尽量让儿孙们少牵挂吧，人老了就朝着老的归宿去。”
虽然这样说，但心里依然盼着儿女们能打来电话。李榕的床头，大红色的手机从不关机，儿女忙时她就主动把电话打过去。
在这家养老院里，李榕已住了四年，和她一起住进来的几个老人都已经过世了，养老院里能明明白白说话的老人没几个，更多的时候，她只是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
隔壁的房间，住着一对80多岁的退休夫妻，老头脾气倔，偶尔李榕会听到他训斥老伴的声音，对于李榕，那样的争执场面已成为过往记忆，但又令人羡慕。
躺在床上的李榕最喜欢谈论自己在公安部上班的大儿子。听儿子讲，公安部的大门很高，进门时还要登记，“你说咋那么麻烦的。”等有一天能走动了，去儿子上班的公安部看看那个大门“到底有多高，怎么个登记法，”成了李榕内心最温暖的念想。
养老最大的问题是解决精神孤独
2012年，养老问题较以往任何时期空前充斥着快速进入老龄化的中国社会。西安市老龄办综合处颜礼友副处长告诉记者，西安早在2000年就已经较全国水平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底，西安65岁以上的老人已达71.64万人，占到了全市人口8.46%的比例，西安老年人21.1%的托养比例，已高于全国平均19.67%的水平。
2011年《西安市养老机构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4月，西安市共有公、民办养老机构55家，床位6816张。按照2009年西安市60岁以上的老人125.68万人口，每百位老人只拥有不到半张床位计算，西安养老市场应该呈现供不应求的格局，但实际上西安目前绝大多数的养老机构床位空缺很多。
对于一向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人来说，选择去养老院养老，大都充斥着无奈，这当中，孝悌的观念占到了主导作用。西安瑞帮老年公寓院长吴媛去城里接老人，会经常被家属问到：你们来的车没有标志吧？
除了这个，对于养老院，吴媛感触最深的就是“护工”问题。“其实一个养老院究竟怎么样，并不在于硬件设施上，护工的水平直接决定了养老院的水平。”
国家出台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对护工的要求、培训、考评、职级等都有明确规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套一下，西安恐怕找10个这样的护工都难。”吴媛分析，一些人不愿将老人送到养老院跟护工普遍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
吴媛的瑞帮老年公寓刚从城区的西影路搬迁到长安区郊外，护工问题更是个难题，卫校毕业的年轻人同等工资水平，宁愿留在城里的小医院也不愿意到郊外伺候老人，能用的护工只能招当地闲赋在家的农村主妇，“不可能有专业的心理辅导常识，最多是陪老人说话。”
为了维持养老院的生存，吴媛对于入住养老院对象的标准也是一放再放，“不放低标准，养老院就得关门。”
就连市区硬件设施比较高档的春晖老年公寓也存在这个问题，“除了精神分裂症和皮肤病人不收，其他的人都收。”院长方远告诉记者，自己这家养老院，即使人最多的时候，也不存在住不下的问题。
”其实现在养老最关键的是，解决老人精神上孤独的问题，”颜礼友说，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进入养老院养老，老来无用的偏执、进入新环境的适应、心理上的被遗弃，“比疾病本身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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