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70载·我和我的祖国 满目华居歌盛世 李宽林
无论是谁，只要曾到长洲岛并环岛绕行一周，首先映入眼帘的同时也给人第一个深刻印象的，必定是那些鳞次栉比的楼房，它们从岛头向岛尾延伸，成片成片地组成一个一个的聚居群落。如果有人以为长洲岛是个“鱼米之乡”，富甲一方。全岛绿树成荫，鱼塘遍布，特产丰盈，栋宇轩昂，就如眼前所见，是从来如此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作为老家就在长洲岛的地道长洲人，我童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岛上度过的。在我稚嫩的记忆中，我所居住的长地自然村，村邻的房舍，大都是寥落于柚子林下的散居户，稀稀落落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青瓦木柱篱笆“墙”，有的在墙内糊了厚纸皮，有的在墙内外糊上泥巴，以遮风挡雨；住在山里的人家，大都就地取材，房子结构采用“版筑法”，在夹板中倒上黄泥后再用木棒或碾石舂实，泥干拆板后形成整幅泥墙，有的人为保险安全，还加上木柱承托住“横担”（横梁和桁条）。当时我想，有钱人永远有钱，住的是华屋雅居；穷人永远受穷，住的是草房瓦舍，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有瓦遮头”便好，岂敢有所奢望！由于童年的无知，我的想法和认知，也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过了没多少年，新中国成立了，梧州也解放了。长洲岛、梧州，和全国一起，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翻身做主了的农民，迸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吃饱穿暖后，便想到攒钱建房子，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洲岛陆续出现了许多砖混结构的新瓦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措施，如联产承包，允许农民出城经商务工，批准单位及工厂企业可在农村招工，后来还取消了农业税……这样一来，农民们有了多渠道的收入，吃好、穿好、用好之后，便想到要为余钱“找出路”，于是建新房就成为投资的首选。因为这既是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需要，也是作为一种物业，留待日后长洲岛规划发展时以作商铺或出租之用。在这种思维模式影响下，一栋栋新型的豪华的高层楼宇，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形成了一道道美丽迷人的风景。对比着我童年时的所见，简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幅不同画面，无法叠合在一起。地方，还是那个地方；人，还是那样的一群人，但由于社会的彻底变革和政策措施的不同，其结果便截然不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我的长洲老家，在堂弟的打理下，也与梧州市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生活来了个大变样。原本叔伯兄弟产业各占四分之一的祖屋拆除后，我和同祖父的堂弟依然合住一起，先建起了一座“三山屋”；后因洪水浸淹，地基下沉屋墙破裂，被迫拆除后再建起一座楼高三层，上有天面阳台的捣制房。直至前两年，考虑到家庭人口增多，一方面是堂侄子成家多年，子女渐次长大；另一方面堂侄女远嫁他乡，逢年过节相互往来探望不便，便把她和孩子一起接了回来……因此，堂弟经过深谋远虑之后，决定不拆旧楼，在距它10多米外的自留地上再建新楼。这座新楼虽然也是三层，却比旧楼高，每层都有一厅四居室，天台也较为宽敞，并预了需要时可以加层。建楼资金均来自家中存款，分别是堂弟在工厂的退休金，侄子在珍宝巴士公司当司机的工资，侄女在两广市场经商和侄女婿在广东务工的收入，历经多年积累，无须贷款和借债。旧楼原有的两窝燕子也善解人意，一起高兴地随同主人乔迁新居。
农村中不断出现的新楼华居，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风向标，是农民生活幸福指数不断上升的指示器。它们像一首首的立体诗行，以进行曲的速度，歌颂着我们的时代和升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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