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幕的第一代农民工, 留不下，回不去
兜兜转转四十年，如今，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即将迎来退休的高潮，以不同的方式退出历史的舞台。或体面，或落寞。
第一代农民工
张全收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第二年去的深圳。在他老家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深圳是农民最主要的打工目的地。“深圳打工一个月挣一两百块，一年能存两三千块；老家只能种地，一分钱捞不到。”这是上蔡农民工对“改革开放”最初的印象。
“种地捞不着钱”，陕西的巨晓林也深有体会。
张全收东拼西凑借了两百块钱，路费花了179元，大巴火车倒了好几回，辗转来到深圳。巨晓林也进了城，他比较幸运，成了中铁电气化局的第一批合同制的农民工。
广西农民工李会成现在成了“名正言顺的广州人”。六年前，李会成成为广州首个积分入户的农民工，为了这一张户口页，他拼了19年。但大多数同时代的农民工，并没有那么幸运。从重庆农村来到广州打工的敏姐，干了十余年，“留不下来，也回不去了”。重庆“棒棒”老甘，今年回到了农村，种地养禽。每月再拿几十元特困低保。而二十年前，他当“棒棒”，一天就能赚200块。
最有名的第一代农民工或许是巨晓林。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作为技术型农民工的代表，巨晓林的光环耀眼。
农民工并不好当。这座城市里的脏活苦活，基本都成为没有技术、肯吃苦的农民工的选择。
环卫工人，是李会成到广州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没想过换，毕竟没什么一技之长。”大型垃圾车密密麻麻地在荔湾区环卫队广场上横着，李会成带着记者穿行在每次只能通过一人的车缝隙间。
更多的时候，农民工意味着从事更高危险性的活。“车在跑，人也在干活。”巨晓林说，当时铁路维修工作很危险，“内招”让单位觉得“容易指挥、好管理”。“大家一听‘改革开放\’就蜂拥到沿海城市，但现实是起步阶段工厂少工人多。”张全收摇头苦笑，那时“农民工劳动力很廉价还没人要”，刚到深圳那会，他只能打着零工，盐水煮面疙瘩，硬挺着过日子。
一米八二的张全收，当时只有108斤，又瘦又黑。那时，他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甚至两三天不休息。
农民工中的幸运儿
“有点文化”的农民工，则比较幸运。敏姐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玩具厂。她领的第一份工资是170块钱。那个月，弟弟考上了重钢技校，她花了两百块买了件牛仔衣寄回了重庆。当时她在加工部干了几个月后，一天，生产管理部的领导到加工部问：“谁写字写得好，谁是高中生？”班长推荐了敏姐。领导问敏姐会不会写26个英文字母，敏姐鼓足一口气写了出来。就这样，敏姐调到了生产管理部。
对于文化，巨晓林的感受要更深一点。打从进入中铁电气化局工作，巨晓林就感受到了“必须要学技术”。一天，队长派巨晓林去材料部领线夹。去了材料部，巨晓林蒙了。线夹有好几种型号，要领哪种？每种材料都得叫得上专业名称，知道用途。巨晓林有随手记笔记的习惯，一个名词师傅叫上一遍，他就拿小本本记下来。
除了基础知识要学，还要“刨根问底”。哪一条铁路能去，哪边不能去，离电压多远才安全，杆子上是不是有电，弄懂弄通才能正常作业。
如此坚持钻研了三十余年，巨晓林研发和革新工艺工法98项，创造经济效益九百多万元；由他主编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成为铁路一线接触网工的教科书。
2006年，中铁电气化局时任党支部书记王建华找巨晓林谈话，有意发展巨晓林成为党员。两年的学习与考察后，2008年，巨晓林正式入党。也是这一年，张全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为了规范地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张全收2002年成立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2007年金融危机，2008年开春后，3500名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全跑来找张全收想办法。张全收给农民工免费提供食宿，每天每人支付工资40元，两个月花费了八百多万元。
张全收被冠以“农民工司令”的称号，就此有了政治身份。他说自己需要“人大代表”的身份，能为农民工这个群体“奔走疾呼”。巨晓林则是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开始当起的。
城市落户依然困难
对于想留在城市里的农民工而言，李会成无疑赶上了政策的红利。201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引导和鼓励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从2011年1月到3月，李会成一直在“跑材料”，在老家广西蒙山和广州之间往返了三次。最终，“优秀城市美容师”等获奖经历，帮助他在“荣誉”一项拿到180分。2011年7月31日，广州积分入户名单公布，李会成以318分的最高分成为广州积分入户第一人。
自此，李会成的医保、养老等待遇与广州人一样。2012年春节前，李会成从广州市石围塘街派出所拿到了户口本，成为一名真正的“广州人”。
同一年，广东实施《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和融入城镇的意见》，积分入户适用对象范围由“在粤务工的农业户籍劳动力”扩大至所有在粤务工城乡劳动者，由原先仅用于积分入户扩大至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并鼓励在申请入户地长期稳定就业、技能型异地务工人员入户城镇。
身无一技之长，或是找不到资源，成为第一代农民工难以突破固有阶层的根本原因。他们用了几十年在城市里寻求一种身份认同。
进退两难
从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党代表，再到兼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巨晓林的“代表”当得越多，看到的问题也越多。“全国总工会年年调研，但现在仍然有很多企业没给农民工交养老保险。”巨晓林说，“而我们国家有这一强制规定已经过了十年。”2017年，巨晓林回乡调研。向乡里外出务工的40人挨个核实是否缴纳养老保险，结果发现只有两人缴纳。不仅是第一代农民工，甚至有第二代农民工，现在依然不知养老保险的作用。
哪怕是巨晓林所在的中铁电气化局，农民工的保险也是分三类人群缴纳，保障程度也不一样。C 类短期农民工流动性最大，只交三险，不交养老保险。这批人自己对养老保险并不关心，企业又担心没交几个月人就不干了，白交了。
B类中期农民工大多要求缴纳养老保险，作为长期合同工，他们干活技术有保障，企业也更愿意让他们留下。A类则是农民工成了正式职工，五险一金才会缴齐全。
养老保险交不够15年，让第一代农民工陷入“进退两难”，退休生活往往很难得到保障。“我这个年纪的话在那里（老家）不好找工作。因为社保问题，想回重庆又不想回重庆。”敏姐想等社保交够十年，所以还耗在广州。三年前，重庆老家修建房子，丈夫回去了。现在在重庆老家附近的厂区做生产工，工资四千多元，有奖金可能有六七千元。
敏姐听说，只要交够十年社保就能在广州退休。现在已经交了八年半。回到农村，只有“新农合养老保险”，保障低，每月仅发40元。
敏姐已经完全适应了广州的生活。“老家除了邻居好像都没有什么朋友了。”敏姐说。
不过，更多的第一代农民工还是选择了回到农村。虽然他们依然喜欢把孩子们送进城市。“有出息的念书，没出息的打工”。他们还会将成为“城里人”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李会成在为自己争取落户之前，就拿出多年积蓄在广州买了套小户型。这套房子的落户指标优先给了大儿子。
第二代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上明显比第一代农民工多了许多。李会成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不再从事体力活，都是“坐办公室的”。
巨晓林的家乡也再没有人种大片的苹果树，耕地一停手几年，荒草长得和人同高。巨晓林如今回到家乡，看到的是和城市一样硬化的柏油马路，第二代农民工又踏上了这条外出的路。
2018年，已经是张全收当人大代表的第十年了。今年两会，人大提前和张全收打招呼，邀请他上“代表通道”谈一谈“乡村振兴”。农村现在有什么变化？怎么看待乡村振兴？“上通道”的前一晚，张全收对着这两个预备好的问题，在纸上写写画画，思考良久。“乡村振兴肯定需要人才，需要顶层设计和政府支持。”张全收对记者说，“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国家扩大内需，拉动外需。但在农村，农产品价格倒挂、农民工养老难……”张全收每年两会都会带至少三个提案上会。每次张全收提了建议，有关部门就会给他回电话：“您提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关注，在重视，会积极想办法解决。”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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