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在宜山 从泰和来，往遵义去
自泰和辗转抵宜
随着战事的西进，日军进犯九江、鄱阳，赣中告急。泰和办学仅一学期，浙大即收拾安顿不久的队伍，撇下新建的堤坝、农场，开始再次西征。这次西迁，时间始自1938年8月底，目的地是模范省广西之模范县宜山。
从泰和往宜山，陆路有近一千公里，水路更辗转。但浙大此次西征却比前次更有序更从容。这或许得益于已经获得的西迁经验，也与一个得力的迁校机构密切相关。早在1938年7月1日，校内就成立了迁校委员会，由吴钟伟、蔡堡、梁庆椿、张其昀、夏济宇、储润科、沈思玙等七人组成。七、八月间，这个临时委员会数度召开会议，设定分工，计划线路，并沿途安排运输站、医疗站等。九月伊始，校迁委员会先后在赣州、大庾、南雄、曲江，以及茶陵、衡阳、桂林设立办事处（运输站），关于乘车、押船、代运图书行李、人员分组、出发日期，皆有极详尽之规定。委员会议决教职员组由蔡作屏、梁庆椿指导，学生组由张其昀、储润科、夏济宇指导，其他事项如人员运送、图仪运输、舟车调度、房屋准备、设站招待等辅助事宜，由总务主任沈思玙负责。时化工系助教施昭仁回忆说：
一九三八年暑假将完时，我又有了新的任务，这次是学校派我到广西桂林去设浙大办事处，办理学生过境时接洽去宜山车辆的事宜。我便单枪匹马地从泰和出发，循湘赣公路经过衡阳，再循湘桂公路渡黄沙河而至桂林。我把办事处设在环湖旅馆，等同学们来到桂林时，我便到省府公路部门去接洽车辆，一批一批地送到宜山去。
浙大师生由泰和赴宜山大体分水陆两路。陆路向西，经茶陵、衡阳、桂林、荔浦、柳州而宜山，这是大部分师生选择的路线。他们当中有三支队伍，一是留校教职员工及其家属。这支队伍拉得很长。据载，第一批教员动身西迁是在8月30号，9月8号抵宜山，而最后一批教员离开泰和已经是10月8号了；二是留校学生。行前，竺可桢专门召集留校学生谈话半个小时，叮嘱前往广西路上的注意事项，包括沿途各站食宿招待，舟车接洽，并以时当夏季，除衡阳、桂林和柳州有公私医院外，又请校医于茶陵和耒阳各驻一人，以备必要之诊疗，可谓极尽详备，极尽安全；三是学校和学生自治会专门组织的步行团。这像是流亡大学的一件“标配”，当年长沙临时大学迁校昆明，就组有这样的步行团、护校团，留下流传至今的故事。浙大步行团名“呐喊”，亦负有多重使命，并展示了非凡的精神和力量。李絜非《浙江大学西迁纪实》中记有这段往事：
为锻炼体质、沿途探访计，另有步行团之组织，计分两队，共有陶光业、吴恕三、潘传烈、庄自强……等二十人。以九月十九日出发，校长当赠以地图表格等件，以示鼓励。陶君等一行取道茶陵、攸县、衡山、南岳而达衡阳，途中先后访问各县商会，以及孙伏园、鹿地亘夫人，参加各地欢送征兵宣传大会，及与其他剧团开座谈会。双十节纪念日，更于荔浦参加庆祝大会，登台表演。嗣后沿途工作，桂人观感一新，至十月杪安抵宜山。经行千里，费时四十余日；不仅为本身得更深广的体验，亦且对校中同人振发一番新的精神。
水路则绕道广东，南经赣州、南雄、曲江、三水等地，大体是学校运送设备和行李的路线。走水路的图仪行李押运人员中，有带队教师，也有随船学生。他们的“待遇”是非但不需出旅费，每天还有补助，这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讲无疑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机会，既能倾力报校报国，又可减轻家庭负担。不过，也是因为每日可得补助，竺校长曾记押船之人“均不急急于行，以避飞机为名，每日行船只一小时，故行八日至汉口，实只二日路程”，以致遇上华南战局纷乱，而在三水遭遇水上突袭，至弃船而走（第二年春才设法找回行李），至落水落难（二人落水，一人下落不明），此事不无遗憾。当然，客观原因或为时乃初冬，江中水量欠丰，加之还有其他机关亦遵斯途内迁，故航行速度受限所致。
除这四类统一行动的师生外，此次西迁更多是自行抵达宜山的返乡师生。因放暑假，回乡度假的学生被嘱自行前往。他们出发地点不一，出行时间有异，当然最后都要走到一起来。这些零散人员，只要经过相关接待站，设在各地的运输站也对他们开放。他们这些人把这次西迁视为“暑假大旅行”。蔡致谟《随校西迁记》：
这次迁校，恰逢暑假，教授同学分批自动前往，有经萍株铁路到湖南衡阳，游览衡山胜景后，经粤汉、湘桂两铁路南下桂林的；也有从吉安搭公路车到湖南零陵，再改趁火车沿湘桂铁路往桂林的。我坐船溯赣江而上经赣州到大庾，翻越高山梅岭关，到广东南雄，再顺北江而下到三水，转入西江到广西苍梧，然后换趁小汽轮循柳江到柳州，再换公路车到宜山。这真是一次暑假大旅行。我看到了曲江的雄险，和高要、苍梧的繁荣，山光水色的欣赏，更不在话下。
这样，待各地师生齐集宜山，已是这年的十月底了。学校遂迟至11月1日才行礼开学。
居宜山顽强办学
宜山今称宜州，城区东西狭长，南北紧窄，龙江河自西向东贯穿城区。龙江河河面开阔，水中怪石嶙峋，面貌独特，与水边山体相得益彰。
当年浙大迁至此地时，宜山处处显出“蛮烟瘴雨”的痞性。马一浮有诗题宜山，“出郭少嘉树，四野唯荒菅。砾浅知鱼困，石瘠知民瘝”，尽数瘴乡宜山之“凋敝”。此地“雨下便寒晴便热”，风霾四塞，湿热无常，让远道而来的师生频染疾患，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1939年1月24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自浙大迁桂，十、十一两个月患疟者已达146（人），其中恶性者占百分之七十七”；6月7日又记：“浙大学生自来此后患疟者已达三分之一……学生等群居一处，一症若蔓延则吾辈无噍类矣。故余谓广西之疾疫比之日本炸弹为可怕也。”据不完全统计，仅竺可桢在宜山日记里记下的被疟疾、肺病、风湿、猩红热等夺去生命的浙大师生、家属、友朋，竟达近20人！
疾病的流行固然跟人们不能适应的水土气候有关，或也与当年仅五万人口的宜山小城瞬间密度激增不无关联。浙大迁宜之际，竺可桢作过统计：“现在宜山之中央机关除浙大外有：（一）中央陆军第四分校；（二）粤盐官运办事处；（三）空军第五转运所；（四）第六军械库；（五）高法第六分院宜山地方分院；（六）禁烟督察庆远事务所；（七）庆远税捐稽征局；（八）通讯兵工学校学员队；（九）交通器材库宜山分库；（十）中央等各银行”，可谓容量“爆棚”，加之战争年代缺医少药，宜山当地又山多地少，粮食有限，致使云集宜山者营养不济，一旦疾病流行，就会失掉控制。
浙大在宜山借用的主要地盘是标营。对于一座大学来讲，这里空间够大，景致也好。
标营为旧营房，位于城东郊二里许，浙江大学迁宜后，辟为二三四年级宿舍，宿居学生凡三百三十有九人。北接大操场，广数十亩，宿舍东侧，新建大礼堂，操场西侧，即建新教室二十二座，在此授课者大半。
但占地广大的标营很快成了敌机轰炸的目标。1939年2月5日，竺可桢偕胡刚复等赴城南20里外的太平乡，约中午11点15分，“余等在途稍停，见有十八机分两群，经宜山城，由东南向西北飞。飞稍远，余等又行，但机声又逼近，仍向宜山。至宜山天顶，初闻一枪声，见半空有烟一阵，未几即闻重大之轰炸声，宜山起火。十八机即向东行，但未几又有九机折向南，又作大围绕，余等所在地却在中心。时适十二点……见九机折回至宜山，由西向东，飞至东城时，落轰弹甚多，连续可闻者八九声。向东去复又折回南而西作大围绕，再转北方，又由东向西过宜山，作［第］三次轰炸……”。此次轰炸，宜山全城死难市民31人，标营“共烧去二年级学生宿舍一所、标营大门及办公室与新成之礼堂及农场对门之新造茅屋顶教室一所”，所幸“学生因均于第一次轰炸后避于江边，故无一重伤。”
漫画家丰子恺是在1939年4月8日下午四点的警报声里走进宜山的，那辆满载11名家眷和行李的校车两度被警报逼停。之后，宜山遇炸成了艺术家的一种全新体验。丰子恺后来回忆：“南宁将失守的前两个月，宜山的警报像课程表一样排定：上午八时起一次，下午二时起一次。”警报多在敌机到达前四十余分钟响起，“人欲逃难，总可至安全地点也。”于是，每当警报响起，“母校师长同学，常渡江避难，兼作山游”，倒也是宜山一“景”。在丰子恺《宜山遇炸记》里，逃难几乎成了“过节”：“次日，我有办法了。吃过早饭，约了家里几个同志，携带着书物及点心，自动入山，走到四里外的九龙岩，坐在那大岩洞口读书。逍遥一天，傍晚回家。我根本不知道有无警报了……”。
浙大在宜山一年有半。期间，浙大传播文化、回馈社会的方式，可谓形式多样，成效显著。他们确立了“求是”校训，将“求是精神”辐射于校园内外；他们创办“国立浙江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助力提升当地基础教育水平。竺校长曾去开学典礼并作纪念周演讲；开设平民夜校和扫盲班，致力全民普及教育。1939年夏，浙大师生在宜山开办了8个平民教育扫盲班，其中3个妇女班招满180人、一个伤病班40人，都属规模空前，“令宜山人学习氛围大为改观”；他们举办面向宜山市民的“公开学术讲座”，内容从疾病防治到科学常识，广泛传播科学的生活方式；而被他们带动的当地的蚕桑产业，至今仍是宜山的骄傲。1939年4月30日，蚕桑学系做缫丝实验及制丝棉方法，宜山各界参观者中，“除民众外，尚有军校、庆中、民团指挥部、县政府、中央银行、省立医院等机关人员，颇极一时之盛。”这些举措，都体现了一所大学的使命担当和与地方精诚合作的友好姿态。
去黔北成就辉煌
宜山并非久留之地，经历疾患，遭遇轰炸，加之钦州湾（龙门港）登陆，尽管在宜山顽强坚持了三个学期，浙大仍面临再度迁徙。
高校西迁，是非常时期“民国”教育部一项顶层设计。抗战后两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曾有过一份报告，《抗战二年来之教育》：“战事既起，军运浩繁，各沦陷地点及迫近战区之学校，于舟车供应缺乏之际，幸能抵达内地，恢复课业，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往往在昔日视为交通不便，高等教育未发达地区，今皆成为学府之林，对于内地各省社会文化之演进，裨益甚巨。”
但这样频繁的、断续的西行还是会引起一些非议。其实，早在泰和面临搬迁的时候，1938年6月30日，梅光迪即在信中向妻子抱怨：“最近我们可能不得不再次搬家，去广西或贵州。因为交通更困难，路途更遥远，此次出行将更多困扰。我们都指责那些当年没能让学校走得更远的责任者。搬迁伊始，我们就应该去广西、贵州或云南。如今，成千上万的钱被砸在这里——修房子，筑坝，为所有房间配置家具等，现在都白费了。”1939年3月30日，刚得浙大之聘的丰子恺，在桂林候浙大校车而迟迟不至：“校车杳无消息，沉闷之极。在桂林闻联棠言，浙大将迁校云南建水，教师中多有不赞同者，校车不至，恐因此故。”走进宜山的第二天，丰子恺“始知迁校正在开会，大半可成事实。……吾决不随校‘五月万里云南行’。既至宜山，就作宜山人可也。”
可见伟大的文军长征还是很有不同意见的。
南宁沦陷不过旬日，故教职员、学生均人人自危，甚至学生自动罢课。昨校务会议议决，即日着手筹备迁黔，教职员中有三四人告假离校者。今昨形势稍佳，但倭寇如在南宁，浙大决不能安定于宜山。桢本来计划原期于明春小龙江建筑计划有头绪后即可摆脱，无论部中准否，决拟不再常川驻桂。但若再经一次播迁，不知何时更能安定。且每次一播迁，必须费尽人力财力，于公于私均为极大损失，故非万不得已，实不愿再事迁徙，而不料南宁竟失守如此之速也。惟入黔计划即着手进行，何时能再告一段落，则殊无把握耳。
这是1939年11月30日行将撤离宜山前，竺可桢写给门生吕炯（蔚光）的信，其心境之煎熬、经历之复杂前所未有。标营遇炸后，离宜去黔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但学校一直拖延行程，一直寄希望于能维持现状，所以迟至1939年底广西遭遇日军进犯，教员自动“告假”，学生自由停课，以至不得不在“遵义尚无一间屋可以靠得住”的情况下，万般无奈，匆促起程。
那是浙大西迁史上最后一次迁徙。今天我们从宜山到遵义、湄潭，也能感受那一路“蜀道之难”。汕昆、兰海高速桂黔段几乎全程穿越在崇山峻岭之间，完全是桥连着洞、洞连着桥。五百公里倏忽而过。但实在不能想象没有这些道路设施，当年的师生家属和数千吨计的图仪家什是如何翻越那一座座高山，完成那一路艰难。或许，也只有经历了这样的艰难和困顿，定居遵义、湄潭以后，国立浙江大学积贮已久的能量才能似火山喷发，呈现出让人瞠目的“报复性”的壮大。
作者简介：
李杭春，郁达夫研究专家，现任职于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2016年开始西迁重游之旅，将其对竺可桢校长率领国立浙江大学师生西征壮举的感念化为笔下之文，著有《竺可桢国立浙江大学年谱》《重走西迁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两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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