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气氤氲的明代桂林石刻

桂林日报 2018-04-13 12:47 大字

明·彭世麒徐敬等三人叠彩山题名

□秦冬发文/摄

与宋代桂林石刻主要表现为题名题记相比,明代桂林石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表现为题诗。在迄今已知的450余件明代桂林石刻中,题诗石刻占比近57%,超过总数的一半;纯粹的题名题记石刻占比不足8%,宋代摩崖石刻中最常见的题名题记在明代变成了题诗石刻中的诗序或诗记。

除了题诗、题名题记之外,明代桂林石刻的其他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修庙架桥塑佛像记、靖江王及其王妃和宗室的墓志铭、平蛮纪功石刻、一些记叙文,以及题榜等等。从石刻作者来说,明代桂林石刻的作者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靖江王及其宗室、属官;二是任职桂林的镇巡藩臬诸司官员。

从沉睡五百多年的一件石刻说起

2017年8月24日,我和桂林文博专家谭发胜老师通过研究石刻拓片,比对石刻照片,结合实地踏勘,多方论证辨识,前后历时近半个月时间,将一件尘封五百一十多年的石刻解读出来,这就是石刻《明·胡智陈辉黄润玉等五人游风洞分韵赋诗并序》,内容如下:

正统己未九日,同官三山陈辉伯炜偕佥宪四明黄润玉孟清、临川何自学思学暨予及吾弟信宗成游风洞。时陈公以酒酌客,取李青莲诗“东林送客处”句五字分韵赋诗尔。

广西按察副使会稽胡智宗愚书。

东字胡智

乘闲寻胜境,辗转桂城东。虚阁画图里,危亭雾气中。云门山崒嵂,槛外水湍瀜。幽壑容光丽,悬崖面势雄。一壶恋客酒,满座菊花风。踏遍清凉处,哦诗兴不穷。

林字黄润玉

五岭炎蒸地,大江暮意深。半山开石洞,一径入云林。翠霭宁昏晨,清风自古今。□席情润玉,水流暗鸣琴。对景忘尘虑,从游怀素心。酒酣诗思邈,闲游醉复吟。

送字何自学

秋高天气清,鸟与风飞动。偶当公事余,拉友来风洞。振衣蹑云梯,扪萝穿石孔。聒耳岩泉鸣,湿裳岚气重。临高一纵目,心神频惊竦。尧山对舜山,秀逸青螺拥。仰观石上题,苔封字难诵。良会匪易得,剧饮倒铁镛。醉后见天真,咲谈情自纵。分韵恣豪气,思若波涛涌。日暮始回归,愿备天风送。

客字陈辉

桂管多岩洞,叠彩称奇特。高蹲城东隅,势与尘世隔。于时秋气清,天宇何寥阔。公暇豁远怀,偶逢宾巾帻。川原随序望,林峦恣探历。地位实特殊,僧闲情安逸。群公富词藻,赋诗谐金石。酒至宜莫辞,浮生捴为客。

处字胡信

叨陪古洞游,喜有天然趣。飒飒清风来,爽气袭襟度。于焉赋新诗,一谢尘甲虑。愿悫今日欢,明年是何处。

这是迄今已知的明代桂林石刻中年代最早的一件题诗石刻。正统己未,即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该石刻摩崖在叠彩山风洞。明弘治十七年(1504)十二月初十日,彭世麒、徐敬、赵王堂因征思恩府,来游风洞,他们将题名直接摹刻在胡智、陈辉、黄润玉等五人的赋诗并序石刻上,导致原刻字迹多数被镵毁。石刻内容从此销声匿迹,不载于史籍和任何金石文献。如今石刻内容解读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件题诗石刻记录了古人于重阳节这一天在叠彩山风洞登山临水、分韵赋诗的历史细节。“陈公以酒酌客”“一壶恋客酒,满座菊花风。”“酒酣诗思邈,闲游醉复吟。”“良会匪易得,剧饮倒铁镛。醉后见天真,咲谈情自纵。”这些情节、诗句把一帮人在桂林山水中喝得尽兴、喝得酩酊大醉的神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作为明代桂林石刻中年代最早的题诗石刻,《明·胡智陈辉黄润玉等五人游风洞分韵赋诗并序》记录的是重九日的登高游兴事,自然就少不了酒的身影。另一方面,我们解读出这件石刻,又犹如读出了一句谶语——— “酒至宜莫辞,浮生捴为客。”由此便掀起了酒气氤氲的明代桂林石刻的盖头来。

酒气氤氲的明代桂林石刻

正统五年(1440)春,陈辉与胡智游览七星岩,题诗并序于石壁,诗序云:“由桂城出东江门数里许,有七峰,状如覆釜,名曰七星岩,胜迹非一,予耳颇熟,但縻于职守,未得遂所游为慊。正统庚申春,休沐之暇,予与同官会稽胡公智宗愚至其地,观览殆尽,以酒相娱,各成一诗,用志于石云。”正统六年(1441)正月三日,广西参将田真、布政使揭稽、按察佥事黄润玉、何自学等十人“来游七星岩。是日也,天朗气和,景物敷丽,诸公得以遂登眺,豁襟怀,剧饮高歌,尽欢乃罢。遂书此于崖石,以纪一时之胜会云”。内容摹刻在七星岩内。“以酒相娱”、“剧饮高歌”,这些字眼暗示我们明代人登山临水,游乐览胜时,喜好喝酒,喜欢以酒为伴。

待你深入进去,仔细阅读一件件明代桂林石刻时,你会惊讶地发现酒的身影在明代人的桂林山水游兴胜事中简直是无处不在。

“于焉恣游乐,宁醉天色暮。觞咏极悠悠,今古同佳趣。”

“予与僚友载酒,偕阃宪诸公追陪……”

“行游况值重阳节,更把茱萸酒满斟。”

“同官南闽陈辉伯炜携酒,招佥宪吉水王骥德良,偕余登高于虞山……”

“江陵张廷器摆酒,招予游南薰亭……”

“胜游此日皆冠冕,醉里诗成兴倍饶。”

“乘醉不知过阆苑,偷闲已觉到瀛洲。”

“更喜桑田俱有望,盘桓不觉醉归迟。”

“酒既,李公名其岩曰九贤岩……”

……

带有酒气,充满酒味的明代桂林石刻实在是为数不少,以上胪列的仅仅是带有“酒”字和酒气的部分题诗、题名(题记)石刻,我不厌其烦地罗列胪陈之,就是想让读者感受明代桂林石刻酒气氤氲这一显著特点。明代人在桂林游山玩水,题诗题名,往往在诗序题记中明确写有携酒、载酒、摆酒等等字眼,即便没有诗序的,在诗中也蕴含着喝酒的字眼。

关于酒,清汪森《粤西丛载》卷十九“酒”条引明谢肇淛《百粤风土记》云:“酒以寄生为上,官私皆用之,梧州者佳。会城宗藩家多自酿,即以其别号名酒,不下十数种,然多以火酒杂之,间有似绍兴豆酒者。此外,有莲花酒、阳朔酒、茅滤酒、春分酒,而《虞衡志》所谓瑞露、辣泉者,绝无之。酒肆既多,日中以后,自衙役至市井小民,无不踉跄醉者。”你看,“日中以后,自衙役至市井小民,无不踉跄醉者”,这场景简直就是明末桂林街头的一幅世人好酒的社会风俗画。明张萱《疑耀》卷五苍梧寄生酒云:“五岭之外绝无佳酿,近游宦者宴会,皆嗜苍梧寄生酒。独其性酷热,不宜多饮。”可见苍梧寄生酒在明代颇受欢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吴江(今江苏苏州)人俞安期度岭来桂,“日与桂人士游宴江山”。《同张羽王晚酌漓山盘石上》《张质卿太仆邀同张羽王京兆载苍梧酒过集漓山旅馆》《徐醴陵崇德邀同张京兆、张绍兴、张太仆、吕京兆、吕中翰游泛西江,历郭西诸胜,返饮水月洞、訾家洲》《吕惟师京兆邀同张京兆、徐醴陵、张随州、张绍兴、张太仆、吕中翰泛舟桂江,憩饮洑波山》《张质卿太仆邀同诸君子泛舟南溪,饮白龙洞,历山南》《张随州拱卿、徐醴陵崇德各载酒过集琅华馆,适退之、汝成二宗侯携榼亦至》,仅从俞安期写的这些明显带有酒气的诗题就可以看出,他在与桂人士游宴江山时,酒的影子真是无处不在,其中也专门提及苍梧酒。早在明嘉靖年间,董传策《渡漓江记》一文中就有“吴君设桑寄生酒,邀余与吴子酌之,云敌瘴气”这样的记录。明嘉靖《广西通志》卷二十一“食货志”之“饮馔属”记载有莲酒、蛇酒、子酒、桂州酒、茅鑢怀酒、豆酒、水白酒、黄酒、蜡酒、蜜林檎、竹叶青等十余种酒。另外,桂林出土明代梅瓶中,有一件宣德青花携酒寻芳图梅瓶,展示的是古代文人雅士“携酒寻芳”“携琴访友”的雅兴,图中主人(或即朝廷官员)坐骑徐行,一琴童挟琴引路,一仆人肩担酒食随行(一头为一只竹编的三层食箪,另一头为一件装满美酒的梅瓶)。以上这些例证应该可以作为明代桂林石刻酒气氤氲的大环境大背景之真实写照吧。

明代桂林石刻与茶绝缘

当然,宋代桂林石刻中也是有酒气的,只不过不像明代桂林石刻这么浓郁,这么专一。如果将明代桂林石刻与宋代桂林石刻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明代桂林石刻在凸显酒气氤氲这一特点的同时,还有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现象,那就是明代桂林石刻中竟然没有茶的身影!注意,不是很少有茶的身影,而是连一片茶叶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啊,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们知道,宋代桂林石刻中像“啜茶”“烹茶”“瀹茗”“啜茗”这样的字眼是十分普遍与常见的,像“饭于是岩,酌石乳之溜,试郝源新芽,香色味相得皆绝,叹赏数四,遂同舟以游风洞”这样详细描写茶事的例子也有,但不好意思,明代桂林石刻中没有饭,没有茶,只有酒:携酒、载酒、把酒、摆酒,醉、醺……等等字眼充斥其间,但茶却了无踪迹,唯一一件让人联想到可能与茶有关的石刻是《朱子清等读元祐党籍题记》,石刻云:“比部员外郎义乌朱子清虑囚事竣,且行。巡抚右副都御史连江吴子彬、巡按监察御史云间陆元量、镇守总兵官都督同知新安李君宠同饮饯于此,读元祐党籍,叹息往事。酌滴玉泉,陟怡云亭,映郭诸山如画,舟视龙隐遗迹,探月牙岩,泛溪两桥之间。维时雨晹均调,麦登禾布,四封无扞掫之警,谭心送远,为驩竟日。万历五年丁丑夏五月十八日。”文中的“酌滴玉泉”四字,让我小心翼翼,因为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以滴玉泉水煮茶,这当然就与茶有关了,但是谁又能否定它或许仅仅是指舀取滴玉泉水来喝而已呢?明魏濬《峤南琐记》就有“桂泉多可饮,而白龙为最”这样的记载。在450余件明代桂林石刻中,我确实是没有看到像茶啊、茗啊这样的字眼,就连像“吸酪奴”(即指喝茶)这样隐晦的与茶有关的字眼也没有看到。宋代桂林石刻中有吃饭、啜茶、喝酒,内容丰富,而明代桂林石刻中基本上就只剩下喝酒了。

此外,明代桂林石刻(题名题记)并不重视记叙游山玩水的过程与细节,呈现出来的大多都是简单的某某某某同游、同至、同登,他们的精力大多用来写诗唱和、举觞更酌,常常醉酒流连,觞咏忘归。

明代桂林石刻中为什么没有茶的身影呢?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

我翻阅明嘉靖《广西通志》卷二十一“食货志”之“饮馔属”,其中只写有一个“茶”字;明万历《广西通志》卷四十二“杂纪”之“物产”之“杂物属”,其中也只写有一个“茶”字而已;明魏濬《西事珥》《峤南琐记》对广西风物特产记载颇多,然未见有广西茶的记载。

我搜寻广西从古至今茶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到明代这一段相关的广西茶事记载并不多,唯独《横县县志》第四卷的一条记载能让人提点神:“南山产毛茶,相传为明朝建文帝手植移种,栽培已有500年的悠久历史。”

众所周知明代广西土官叛乱事件频仍,我想这对广西的茶生产茶交易应该带来了很大影响。明朝广西土官的武装叛乱从明初即有,到明中期,规模是越来越大,给广西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西最早的一次土官叛乱发生在洪武五年(1372),当时广西“左、右两江诸州蛮酋乱命”。而发生在正德、嘉靖年间的田州土官岑猛之乱,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直到嘉靖五年(1526),明朝廷派都督御史姚谟等人率官兵8万,历时9年才将岑猛之乱平定下去。平叛纪功是明代桂林石刻的一大特色,仅以昭勇将军都指挥杨观的墓志铭呈现出来的明成化、弘治年间的大小平叛事就有十起,其余的像弘治十七年,征思恩府;万历元年,诏讨怀远;万历六年,进剿右江北三;万历七年,平定粤西八寨;万历十二年,诏剿府江西岸;万历十六年,征剿东兰;万历二十八年,征剿皮林;万历三十二年,剿平思明府叛目;天启二年,征讨贵州酋首等等,亦不少见。频仍的战事,影响了茶事生产,也阻碍了茶叶交易。宋代广西闻名遐迩的修仁茶到了明代几乎不见踪影,这就像宋代桂林有名的瑞露、古辣泉酒到了明代则“绝无之”,话虽过了点,但被苍梧寄生酒取而代之应该是事实。以上这些例证与分析或许可以作为明代桂林石刻与茶绝缘的大环境大背景之重要参考吧。

另外,上文我们引董传策《渡漓江记》内容,紧接下来是续写吴君“复出雁荡山茶,烹以解酲。吴君,雁荡人也。”吴君时任广西藩参,即在布政使官署中任参议,他拿出家乡产的雁荡山茶,烹茶解酒。由此我们猜测,靖江王及其宗室、属官以及任职桂林的镇巡藩臬诸司官员在游山玩水时,除了喝酒,应该也会烹茶解酒,就算不喝广西茶,也会喝家乡茶之类的,这其中应该是有茶事的,只是石刻上却一点茶事的痕迹都没有流露出来。

题诗题记经眼录

综观明代桂林石刻,我觉得任职桂林的这些文人士大夫题诗题记的水平总体上来讲,实在不突出,反倒是太监陈彬、傅伦,还有武将王鸣鹤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像陈彬的龙隐岩题记、王鸣鹤的龙隐岩诗序颇有宋人摩崖题记之遗风。

大明正德乙亥又四月二十八日,钦差镇守广西太监端溪陈公彬、副总兵柳城金堂,以淫雨浃旬,忧城堞倾圮,偕左布政莆田周进隆、右布政贵溪詹玺、按察使莆田翁茂南、左参政长洲徐翊、右参政合肥蔚春、右参议潼州黄伟、佥事襄阳孙徽、常山徐海,躬历既旋,保障悉固,慰欣于怀。于是,载酒泊舟龙隐岩下,风日爽朗,情况峻逸,览昔人之题,快兹游之异,相与浩然放酌,铁笔书石而还。(明·陈彬周进隆等十人龙隐岩题记)

万历癸卯季秋望后一日,大中丞济寰杨老公祖招饮龙隐岩。时轻飙荐爽,返照在壁,□□镜涵,遂峰戟布。读元祐党人之碑,则志悲千古;诵皮林纪功之石,则威振百蛮。既探洞壑之幽奇,复藉樽罍以酬酢。顷焉,东山月上,画舫继登,肴核再陈,洗觞更酌。拟之赤壁之游,未必多让。喜而成咏,聊纪岁月云。(明·王鸣鹤题龙隐岩诗之序)

至于傅伦,之前我们知道他有七题叠彩山诗。2017年3月,桂林文博专家谭发胜老师新发现并破译出了两首傅伦的叠彩山题诗及一个联句。如此一来,傅伦留在桂林的摩崖石刻总数由原来已知晓的15件上升为18件,仅比周进隆少一件,可称为桂林石刻第三人了。傅伦爱叠彩山,他在叠彩山摹刻了10件题诗1件题记,摩崖题记名为《游风洞山记》。

余尝谓天下山川形胜,雄伟壮丽者无如国都,地势宽厚,关塞险固,其他处故不同。由乎贤人君子之得名,历过经目者,则咏之以诗,著之以文,因地灵人杰在在有之。乃桂林城东北,名曰风洞山,崆峒于中,颠崖峭壁悬空,乃天地之化成奇异伟观者也。古今骚人墨客登游,徘徊眺望,留题刻石以为遗迹之胜概。予以菲才,叨蒙圣朝敕镇兹土,暇日来游,披览诸诗,清新流丽可人,犹不能为诗,聊书数字,刻留石崖之阳,寓此道耳。大明正德戊寅夏六月二十一日,湖南渠阳太监傅伦识。(明·傅伦游风洞山记)

明代为官桂林的文人士大夫中,宗玺的水月洞题诗并记、朱子清等人的读元祐党籍题记(上文已引述)令人耳目一新,屠垚的四仙岩倡咏小序很见形象,夏希元的虞山题记也有宋代摩崖题记遗风。

寒江寂寞訾家洲,载酒狂夫来上头。足迹半生多悼古,天涯此日更悲秋。伏波功业谤消未,子厚文字身在否。不用岭猿啼夜月,短诗吟罢起人愁。

正德戊寅十月朔后一日偶暇,以小舸从伏波庙往观訾氏洲。本以遣兴,比至蓁莽过人,老屋既压,漠然徒见山高水清而已。既而召居民询柳公故碑,亦莫有能言者,慨念人事得丧,益有不足较焉。因举酒以酹,为诗而吊之。江东宗玺。(明·宗玺水月洞题诗并序)

万历庚辰春王正月阳和物熙,公余清暇,偕二三僚友谒虞祠,聆韶音,载陟南薰亭,偶见石壁之上隐然墨迹存焉。仰而读之,乃先祖介幹公南巡日笔也。予时既愧且喜,愧元谫陋沦落,弗克先昭前烈;复喜多历年所,得重睹先祖手泽,不无感叹思慕之忱。故特书此以纪岁月云。广西布政司照磨夏希元谨书。(明·夏希元虞山题记)

至于周进隆,留在桂林的摩崖石刻数量有19件,数量在明代数第一,号称桂林石刻第二人(数量上仅次于他的福建莆田老乡、南宋的方信孺),仅题诗石刻就多达17件,但少有令人眼前一亮之作。倒是他与徐瘦石、詹缉庵在还珠洞所写的联句让人惊喜“傍柳系舟添乐事,隔林呼酒绩余杯。”人的形象跃然石上,只不过又和酒扯到一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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