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文化的拾遗补缺
本报记者 何成军高枭
“我们热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源泉！”
说这句话时，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中国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县会由自己命名！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几十年后，由他命名的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了增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正在进行着一次针对民族文化的拯救。
今天，随着多元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以及现代文明与古老文化的碰撞，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革，它的传播传承途径日趋狭窄。
在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大旗下，传统文化迎来了重新抬头的机会。
藏语办的文化苦旅
“您的电话已欠费！”
马旦春至今忘不了第一次走进了藏语言文字办公室（以下简称藏语办）就遇到的那次尴尬。2005年，当他来到这个新工作岗位，凄凉之感扑面而来，旧椅烂凳，残垣断壁的办公环境倒也罢了，谁知提起办公室唯一的电器——电话机时，却被告知“欠费三个月”，这种提醒让新近履职的副主任预感到了今后开展工作的诸多不易。
而“一把手”刚乃旦才让的尴尬更成为了天祝县城的笑话。就在马旦春调入藏语办两个月后，刚乃旦才让调了进来，任职当天与藏语办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去吃工作餐。谁知饭店服务员听说是藏语办的，便一再强调“不欠账，结现金”，否则不予安排。
糟糕的财务状况，戏剧性地给一正一副两位主任来了个下马威。他们意识到，要想正常工作，必须要改变穷困的现状。
藏语办的前身是县编译室，原来的工作很单一，专门负责县里相关文件的翻译。藏语办工作范围的扩大化正始于2005年。身为少数民族的刚乃旦才让和马旦春一致认为，“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应该将民俗文化、古籍古本进行搜集并翻译整理。留住文化才能留住民族的根本。
刚乃旦才让和马旦春当即进行了明确分工：马旦春负责藏语办正常的工作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准备工作，刚乃旦才让则负责“化缘”。
刚乃旦才让将第一位施主瞄准了“老东家”县劳动局。文化工作非常严谨,但藏语办却没有一台电脑，只能靠手写。刚主任便硬着头皮到劳动局向领导要电脑、打印机，藏语办的第一台能使用的电器就这样产生了。
有了电脑，文化整理工作便可以开展了。但民俗文化都在民间，坐在办公室是编不出来的，需要工作人员大面积地驻村入户。工作作了几次，就是没人愿意下乡。“不仅单位没有公车,就连经费也无法报销,需要员工自己垫付。”于是，刚乃旦才让的私家车变成了单位的公车,无法报销的经费也由他来垫付,这才勉强开展工作。
为了维持工作的正常运转，在上任后的一年里，刚乃旦才让跑遍了县属各个单位，找主要领导要钱，五百一千地凑着工作经费，一年下来居然要到5万左右。靠这笔化缘来的经费，第一本文化古籍《藏族珠海之宝》正式整理出版。这本书所涉及的项目在2009年时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才被正式批复了10万元的经费。
但这远远不够。天祝县共有28个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异彩纷呈却又基本失传，搜集整理工作量非常大。藏语办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脚步。
这种一步一趋的努力也得到了天祝县、武威市甚至甘肃省的肯定。2013年，省文化厅批拨100万经费，用于《华锐民歌》的搜集整理；2014年省民委又批拨25万元经费，用于土族婚俗的整理收集。
当年在艰难困苦中栽下的文化普查之树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
据统计，目前天祝县通过省文化资源普查信息平台登记申报各类文化资源979条,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6条，重要历史文献1件，民族语言2种，非物质文化遗产44项等。如今的天祝县藏语办，开始着手“青藏高原环境保护与山水文化”的课题研究，足迹已踏遍青海互助、民和、门源、乐都北山、祁连、肃南等地。
他们的视野早已经跳出了这个小县城！
文化缺失后的不安
天祝师范，曾经被誉为“天祝的清华北大”，如今已更名为天祝县职业教育学校。它的职能也从培养双语教师的基地变成了美容美发、焊接汽修的速成之地。
这所学校的辉煌属于全民学藏语的时代。当年，进了天祝师范的校门就等于跨进了就业的大门。近年来，随着外界新事物的冲击，民族语言教育遇到了瓶颈，家长宁愿送子女去学英语也不愿学习藏语。“在凡进必考的行政事业单位招录时，也不再考藏语。”马旦春告诉记者，全县的小学、初中到高中，设有双语班的屈指可数，每个学校学习双语的学生已不足10人。“现在全县从事藏语教学的教师只有96名，即便有双语教学能力也无施展的空间，只能在学校里搞后勤，或改为教体育。”
民族语言专业人才的埋没，让马旦春痛心疾首：“许多人才都转向西藏青海等地，实在没有出路的也只能外出打工。”
于福山，天祝县藏医院副院长，华锐藏医藏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看来自己是幸运的。小时候赤脚藏医给他留下的印象让他立志成为一名藏医，并最终得以实现。从医二十年让他见证了藏医药从没落到起步的过程。然而，他也为专业人才的匮乏着急上火。
“藏医药是藏民族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它的传承多源于‘传帮带\’。但现在不但学的人少，学了干本行的更少，许多人毕业一两年没有工作机会就改行了。”已是副高职称的于福山说，自己很需要一个具有更高知识层次的老藏医带一带，但终究“师迹难寻”！
20岁的才让卓玛直到走上大学走出家门后，才感觉到了自己缺乏民族文化的危机。从小县城来到大城市，新同学之间交流的新鲜玩意她一样不会，直到大家知道她是藏族同学时才异常感兴趣地让她讲讲藏族的事，唱唱藏族的歌，写写藏族的字。只在小学学过几句藏语的才让卓玛一筹莫展，原来自己对本民族的东西一窍不通。“同学失望的眼神如同一枚钢针深深地扎进了她的心！”她此时才明白，自己缺失的东西太多了。
“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真正认识家乡。”才让卓玛说从来没有这样恐惧过。她开始反思文化对民族的重要性。“现在天祝县的藏族家庭，父母讲藏语，孩子讲汉语，交流起来就像‘鸡同鸭讲\’，连基本的家教传承都没有了。民族礼节、传统一概丢失，更别说理解古代先贤的智慧了。”
陪同记者采访的县委宣传部藏族干事文占军，随手翻开天祝宾馆的一张册页，却发现了里面藏文翻译的拼写错误。“窗口单位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很难说没有错误百出的翻译。”他说。
对文化缺失的慌张，让天祝人惴惴不安。反思之后，一场关于文化的拾遗补缺运动全面启动。
文化回归的期许
今天随着多元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以及现代文明对古老文化的碰撞，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革，它的传播传承途径日趋狭窄。
为了拾遗补缺，藏语办工作人员深入广大农牧区，走访艺人，寻找口碑、文献古籍。截至目前，整理出版的重点文化古籍有《藏曲珠海之宝》、《华锐山神颂》、《华锐拉伊》、《华锐民歌精粹选编》、《土观诗歌书信集》、《华锐婚俗》、《华锐·丹切正字学》，以及电子音像作品《华锐民歌精粹》、《华锐藏族民歌原生态词曲精粹》等，涵盖了本地文化古籍的方方面面，有效地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文化古籍，共计近200万字。
尽管有了些许成就，但马旦春却轻松不起来。
“民族文化仅靠追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需要传承，需要发扬光大。”马旦春认为。就拿华锐藏歌来说，新一代的年轻人甚至听不懂华锐藏族民歌里的古藏语成分，这就限制了它的传播。同时，随着时间的流失，继承这些民歌的传唱艺人大都年事已高，或者相继辞世，传承链已经濒临断裂，而青年一代在后继上凤毛麟角还缺乏应有的传接认识，所以特别是叙述性的传唱大都已丧失殆尽，而其它门类民歌的情况也不是很理想的，这就意味着这些丰富的口碑古籍面临失传和湮没的危险。
因此，很多工作要从基础入手。
“藏文社会用字种类多、涉及面广，规范工作直接影响自治县的外部形象。”马旦春说。为此藏语办把治理整顿社会市面上的藏文字错译、漏译、书写不规范现象等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并积极协同县工商、城建等部门每年不定期地进行全面整改，根据包片责任制对自治县境内的藏文社会用字使用情况进行长期地督导检查。
每年的寒暑两个假期，是才让卓玛最期待的。她可以利用两个假期好好补一补藏语。
天祝县每年在这个时候会组织针对社会人群开放的藏语教学班，这个教学班不分性别、职业、年龄，都是自觉自愿参加的。
这个时候也是刚乃旦才让最欣慰的，几年来学员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从军人到宾馆服务员应有尽有。“这说明老百姓对学习民族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自觉。”
这种自觉也感染着老师们的办学热情。“我们通过开展学生演讲、师生书画、锅庄比赛、藏作文竞赛、周末大联欢等系列活动，着力丰富师生的文化娱乐生活，为学生学习藏语搭建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平台，以活动促兴趣，以兴趣促学习。”藏语教师夏金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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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了太久的文化，想重新拾起来，势必会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马旦春告诉记者，县城的藏语培训班只是一个措施。从今年四月起，已在毛藏乡、抓喜秀龙乡、天堂镇以及炭山岭镇设立了六个学习点，将普及藏文和民俗传承活动同步进行。
“通过文化的传承和认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在民族变迁历程中对生命悲剧成分的深度包容，以及他们对和谐自然的广泛认知。这样才能理解祖先的伦理道德和先贤的思想观念。”马旦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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