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张掖书院
张掖，古称甘州，自汉武帝设郡到唐宋时期，民族纷争不断，一直是和平与战争并存的地方，直到明代始有长期安定之局面，因此，书院兴起，劝学修礼，崇化厉贤。自明至清，张掖先后设有甘泉书院、天山书院、南华书院、觻得书院、河西讲舍、山丹仙堤书院、东乐仰止书院、民乐金山书院、临泽蓼泉书院、高台建康书院等十所书院。这里仅选坐落于甘州一二书院进行述说。
甘泉书院位于现甘州城府民族小学院内。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甘州知府冯祖悦、张掖知县王廷赞创建，以临甘泉，故名。东西长90余丈，南北阔8丈5尺。甘泉书院是张掖书院中创办最早、最负盛名，也是张掖目前所知唯一留有旧时遗迹的书院。
这是一个掩隐于闹市深处的地方。外面，车水马龙，是张掖较为繁华热闹的南大街；里面，书声朗朗，是宁静祥和的甘州区民族小学，无数学子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读书时光。这是一个氤氲着人文气息的地方。它曾经见证了甘州教育文化的兴衰，也绵绵延续着甘州历史传承的文脉。现今一座亭子和一个青石砌就的水池仍在。亭子已经十分沧桑，正在时光的磨砺中一点点老去。水池依然如故，亭子上还有明代嘉靖年间的甘肃巡抚陈棐“有本如是”的题额。
翻阅地方志，可以管窥这样一条脉络：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内阁“三杨”之一的巡抚都御史杨溥巡察河西，专门考察了官学教育，在对生徒进行现场提问时，发现好多人就基本的句读也不通，寻查原因，原来是提学官经年不能到位，且疏于管理，致使甘肃镇（司于张掖）建立180年间，只考中了2名进士，11名举人。于是，杨溥奏明朝庭，令巡按御史兼理学政，督查教育，使河西的儒学开始有了新的起色。甘泉书院的创建也正好在这一时期，应该说与此不无关系。
过了五年，嘉靖三十一年，王诰以巡抚都御史之职到张掖就任，其功之一便是对甘泉书院进行了修缮。王诰是嘉靖的一代名臣，他出生于河南西平县，年少聪慧，学识博深，嘉靖二年中进士，定大同兵变，巡抚甘肃，剿除倭寇，厥功昭伟，政绩显赫，受白金文绮之赐，累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漕运，兼抚淮南地方，一生为官，忠君为民。巡抚甘肃期间（注：明时甘肃巡抚都察院驻张掖），极为重视人文教化，专聘教师教育甘州武弁子弟，甘泉书院名声大振。在风雨飘摇的明王朝中晚期，甘泉书院延续了近百年，至清顺治年间毁于兵燹。
透过片言只语的旧志，可以在历史的缝隙间寻觅到甘泉书院的点滴痕迹。按照当时书院的规格，一般都会延请名人雅士担纲讲学，由此推测，当时不论是旅居张掖，还是任至张掖的文人雅士，总与甘泉书院这个“学府”有些瓜葛。比如陈棐，嘉靖年间刑部郎中，此人饱读诗书，颇负诗名，嘉靖三十八年，他以甘肃巡抚身份奉敕巡察河西兵防，夏日的一天，聚当地文人雅士于甘泉书院，登楼欢聚，吟诗唱和，周边树木葱郁，百花争艳，楼下流水淙淙，泉声汩汩，陈棐心旷神怡，欣然题下了“有本如是”的横额，并在诗中记述了这一聚会的雅趣：“邀宾开阁书声近，移席穿林花气香。”
到了清朝时期，甘泉书院重焕光彩。乾隆二年（1737年），甘州知府冯悦祖重建甘泉书院于甘泉庙旁，但当时规模较小。后来，张掖知县王廷赞两次拓建甘泉书院，使甘泉书院规模迅速扩展。首次拓建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他主持将书院移至甘州城南门左侧的甘泉涌出之处，先架设桥，填平洼地，然后纠工备料，修建了50多间房舍，建设还未完工，即被调任宁夏。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一月，王廷赞再次回任甘州知府，继续完善书院建设，当地绅士也纷纷捐赠，又置房舍76间，购置学田60顷，每年收生息银1500两，可资办学之用。王廷赞在《重建甘泉书院碑记》中记述：“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驾泮桥，填沆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又为置田六十顷有奇，留生息银一千五百两，城内外芦苇湖地四百一十余亩，取其租息，为诸生膏火费。”后又在甘泉书院中建三台阁、爽心亭及后院亭榭，“皆节次增置者也”。重修后的甘泉书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荫森森，书声朗朗。优美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学者来此讲学，张掖各地的学子踊跃到此学习，极大地振兴了张掖的文脉。甘州百姓念其敬教之功，为他建生祠以颂其德。
甘泉书院教学、管理队伍精良，学规周密严格，实行德行与学业兼并考核，奖惩分明，主要培育地方人才，教师多聘请“经明行修”的名儒。《新修张掖县志》载：“于是封疆大吏，暨府、厅、州、县之长，乃各举乡先生卓有文行，可以仪法群士者，为之殷礼盛聘，以延为书院之师，名曰山长。”山长中较著名的有首任山长秦国英，张掖人，曾任陕西商州学正，饱学多才，以诗文著称。杨鸾（1712--1778年），字子安，陕西潼关人，历任四川、湖南知县，乾隆二十六年掌课甘泉书院，所著有《邈云楼诗文集》行于世，其生平事迹见《清史列传》。庄学和（1712-1792），字介南，号芝园，江苏武进人，历任四川龙安府、雅州府、保宁府知府，著有《芝园文稿》、《甘州府志》。沈相，沙丘江钱塘人，工于书法，乾隆三十八年掌甘泉书院二载。钟浩，浙江常新人，乾隆四十年任甘泉书院山长。王济美，江苏太仓人，乾隆三十四年延掌甘泉书院三载，著三台阁记，书大观匾。李铭汉，甘肃武威人，一生科考不利，40岁时（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方考中副贡生，因此未能入仕，平生以教书为业，先后主讲凉州雍凉书院、甘州甘泉书院，其子李于锴曾参加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亲自起草《请废马关条约呈文》，也是甘肃应试举人76人中第一个签名者。王九卿，字作宾，甘肃张掖人，清光绪丁酉（1897年）科选拔朝考，签分直隶州州判，清末回到家乡主持甘泉书院，并于1918年设计和督建了张掖甲种师范讲习所，培养和造就了不少知名人士，后来到省城速成师范进修，回来后掌教甘州长府中学。白册侯，张掖人，官至秦州学政，后解职归田，主讲甘泉书院、觻得书院，业余潜心编纂《新修张掖县志》，完成初稿12卷，因病末竟其业，后余炳元在白册侯资料的基础上，于1941年完成《新编张掖县志》，为张掖地方志修编做出了巨大贡献。
曾任河南原武县知县的郭楷在张掖教学期间，游历甘泉书院后，曾写了《过甘泉书院题四句绝句》：“滚滚清泉日夜流，渊源只向此中求。落花波面皆成趣，莫羡纤鳞下钓钩。”“芦荻萧萧一片秋，晨风夕雨好淹留。座中几个清狂客，起向烟波欲狎鸥。”清人高缙也曾有《题甘泉书院八咏及其胜》：“小亭爽气透玲珑，远豁襟怀八面通。纤翳无从乘隙入，洒然心底玉壶清。”“城上高楼城下泉，虹辉倒影入灵渊。潺湲一脉翻三级，浪里鱼龙尽跃川。”从诗中可以窥见，这里的环境是非常优雅的，真是一处古代藏书、建书院的首选之地。
据有关资料记载，甘泉书院在乾隆年间，藏书已达74种340帙，还有无帙书110多本。关于书院的藏书楼，郭楷诗文“万轴牙签百尺楼，明窗四敞对凝眸。元龙豪气消磨尽，老向书仓学鼠偷。”前两句写图书楼的高敞和图书的丰富。后两句感叹自己已老，早年的壮志已消磨殆尽，只有以读书来消遣了。此外，清人高缙亦诗“结伴登楼共玩玉，五车二酉尽披储。个中咀嚼多滋味，采藻纷披触绪宗。”都真实地记载了玩书楼藏书的丰富。
觻得书院，位于现张掖四中校园内，为时驻张掖的甘肃提督周达武所建。周达武字梦熊，号渭臣，湖南宁乡人。达武年少时，兄弟皆读书，独其好武。他曾在宁乡石家湾一个煤矿当过工人，后投湘军，受知于骆乘章、左宗棠。在军旅中屡立军功，后官至四川建昌镇总兵，再迁四川提督、贵州提督，加尚书衔甘肃提督。
周达武喜好舞文弄墨，以善写“虎”字著称。现在民间还流传有他写的“虎”字。周达武本姓朱，是明代皇室吉王的后代，明亡后，将吉子加“冂”为周，以图隐匿。民国成立，他的次子周家纯呈上家谱，请求湖南督军府批准复姓，改名朱剑凡。此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
周达武于光绪三年至二十年（1877-1894）在张掖任甘肃提督期间，捐资办学，奖掖后进，对张掖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出于对文化的敬重，有感于张掖文化事业的落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达武认为张掖兴教，应认真办学。他请人选址，在城东长沙门外修建文峰塔以提文气文脉，在一园（清代甘肃提督署之园，后改称甘园，即现在的甘泉公园）之东兴建觻得书院以广育人才。光绪十一年（1885年），周达武捐资建成甘州觻得书院（今张掖四中），书院后院辟为园林，冠名“又一园”，召集同寅幕院中士子修禊其中，属文做诗，筹资助学，并作《觻得书院又一园修禊序》，书于园壁，现摘录如下：
觻得，汉张掖郡故地，萧咸旧治地也。所居有声，至今人思慕之。书院落成，因以为名。院后有园数亩，在一园之东。中多榆、柳、桃、杏、梨、枣之属。循径曲折，自成行列。于树之隙为堂、为亭、为阁。引水入园为池、为沟。莳杂花于其上，盖胜境也。今岁三月三日，余邀同寅、幕僚及院中士子修禊其中，立诗会，并捐廉二百镒，命监董其事，为逐年经久计。于时，杨柳始绿，生意郁茂，而桃子之萼如火齐然。相与藉草而坐，煎水而饮，酬唱乐甚。继而告诸客曰：凡游观之士，贵有心得，流连景物，得其心也。夫草木之华，始于蓓蕾，久或逾月，暂亦兼句，然后分附含萼而华以吐焉。此逾月兼旬之中，濡以夕露，烯以朝阳，不知费化工几许经费矣。其间不幸为虫之所啮，雀之所啄，或疾风烈霜相乘，则发舒不足而零谢随之。若是其成之难也，而败之甚易。人不可及其盛时汲汲玩赏之耶？天地之生人也，因才而笃士者，天之所笃也。礼耕义种，学耨仁聚，君师造士之法，如是其详且备也。乃或未成而遽沮，或将成而自弃，材力识见迄无所适于用，此何异草木之花虽盛而易衰乎？诸君子身列痒序者，宜其材力识见汲汲以计之也。虽然，桃、杏、梨、枣之属，不以花而以实，华萎于春而实出于秋，此其自成也。人才之生，夫岂偶然。其不成，性之善恶欤！教养之得失也。至其卓然树立，一成而不可变，虽千摧百折，不易其素，彼何负于天哉！余触物感怀，故为诸君子告尔。诸客曰：“善！此风诗比性之道，可以喻大者也。”乃记园壁以当序。序中，周达武以汉代张掖太守萧咸兴教办学为榜样，策励自己，勉励书院学子努力学习，早日成才，谆谆之情，历历可见。该序是张掖四中建校史乃至张掖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觻得书院落成后，周达武邀约名流撰联书写，制成牌匾悬挂于相宜处。这里仅选其二以飱读者：
窦将军海上销兵喜从今听来园外读书声一片承平雅颂
赵武孟田余力学愿多士忝列河西人物志千年毋坠风流
其学本泗水而来教育三千人愿今日得稍分余绪
此地在甘泉之右扶摇九万里望诸生早各奋前程
光绪二十年（1894），周达武卒于甘肃提督之任，《新修张掖县志》中记载的张掖举人李桂荫挽联云：
去京师五千里而遥治军旅缮甲兵俾河西一路永靖烽燧公盖以裹革抒忠与交趾马伏波并争丰烈
握提篆十七年之久兴学校构讲堂使关内诸生咸游邹鲁我能不读碑坠泪视岘山羊叔子同著奇勋
为纪念周达武，在与周达武一起创修了觻得书院、曾于光绪十年担任过张掖县知县的湖南人马寿芝发起之下，张掖士民在今天张掖四中的校址－－觻得书院内建起了周公祠（也称报德祠），内祀有功于张掖教育者：正位周公达武，右配龙公锡庆、饶公应祺、马公寿芝，左配王公廷赞、杨公翼武。祠内有献殿、宴会厅等，又一园就在其后。1947年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巡视张掖时曾下榻于其中。今天，在觻得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掖四中，已成为享誉陇源的西北名校。
清代书院的兴盛最不能忘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左宗棠。左宗棠临危受任陕甘总督后，不仅重视发展经济，还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认为西北落后最大的根源在于人民没有受到“义理”之教的熏陶。于是便以“兴教劝学为急”，并采取了诸多措施发展教育，传授文化。当时仅甘肃新修、重建、修复的重点书院就达三十多所。位于甘州的南华书院，原本是为左公建的生祠，后左公不准，改为南华书院。现位于甘州城内西来寺对面，仍名南华书院，为甘州书画院所用。
当时，多处的书院，左公还多次拨膏火费，田亩给书院。尽管他本人常常行走在戎马倥偬之间，他还是对书院制定了奖优罚劣的办法，并不时深入书院与师生切磋学问，勉励学子上进。
总之，不论是甘泉书院，还是觻得书院、南华书院，它们作为甘州最早的“高等学府”，是地方文脉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也是培养地方人才的摇篮，不论如何改朝换代，文化薪火总是绵延不断。虽然历史渐行渐远，旧时书院只在过往岁月中留下了断垣残壁，但在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中，旧时书院肯定功不可没。
据《张掖日报》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环境幽雅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或依豪绅捐赠，以充经费办学。简单地说，古时某些有学问的人，当他的学术、思想、政见有了自己的套路，就会有一群追随的学生，他也需要有地方把自己的成就传播开来、延续下去，这个地方就是书院。可以这么说，一个地方的书院繁荣，那么这个地方的文脉就非常深厚。
甘州国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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