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亥母洞 西夏文化的天然博物馆
武威亥母洞 西夏文化的天然博物馆
米拉日巴造像
绣花鞋
《维摩诘所说经》
本报特约撰稿人李林山
亥母洞，位于武威市城南15公里凉州区新华乡缠山村七组西南。清乾隆版《武威县志》记载：“亥母洞，城南三十里，山上有洞，深数丈，正德四年修。”是西夏崇宗李乾顺正德四年（1130）西凉府僧俗二界修建的藏传佛教寺院，距今近900年时光。1989年秋，当地文物工作者在发掘整理倒塌洞窟时，发现残存的《维摩诘所说经》印刷品。后来，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鉴定会，专家一致认为，该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用实物廓清了国际学术界对我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质疑迷雾，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2016年春，甘肃省文物考古队进驻亥母洞，目前已对一号洞窟进行加固处理，不久将进行全面发掘清理，埋压的大量不为人知的珍贵文物即将面世，亥母洞将成为一座举世仅存的西夏文化天然博物馆。
一座西夏文化的天然博物馆
亥母洞自修建至今，就镀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安多政教史》记载：“缠山一带山形似弥勒佛自身像，从头到脚的距离需步行半天，自生像头朝西，面向东，从远处眺望形象非常清晰。”洞窟建在一座黄土覆盖的红砂岩的小山包上，祁连山余脉在此绵延百里，没入凉州绿洲，余脉外形酷似睡佛，与《安多政教史》记载相符。
《安多政教史》等著书记载说，从前，一个8岁的女孩多次从当地一位姓张的屠夫那里赊买心肺内脏。一天，屠夫为索要肉钱，悄悄尾随那女孩到红砂岩洞，见有5个女孩子正在进行会供。5女孩发现张屠夫来后，纷纷腾空飞起，张屠夫为要到肉钱，急忙抓住了其中一个女孩的脚。张屠夫抓住的那位女孩就是宝贝母，她的肉身便停留在红砂岩洞的空中，其余女孩飞升而去，张屠夫也顷刻解脱。这些奇特的记载传说给亥母洞笼上神秘光环。
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亥母洞倒塌，“窟中有寺，寺中有窟”的独特佛教建筑从此沉埋在瓦砾堆下。据藏文史料的零碎记载，未毁前的亥母洞里，供奉着金刚亥母肉身像，洞口修建有佛堂；右边有约一人高的释尊香泥塑像，里面有张屠夫的尸体；左边是金刚持和度母像。外面佛殿里有喜金刚等许多浮雕像，墙壁上绘有神变庄严画。藏族学者文清赛让说，公元1244年，西凉王阔端代表蒙古汗王邀请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来凉州进行著名的“凉州会谈”时，萨迦班智达和随同的妹妹索巴让姆、侄子八思巴等皆来亥母洞举行朝拜会供。自元至清，共有28位从西藏和印度前来的活佛在此修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佛教信徒挖开一号洞窟，从里面发现了一批西夏文、藏文文书和经卷、帛画、唐卡，引起文物部门的重视。1988年夏季的一天，文物工作者黎大祥等人小心翼翼钻入一号洞窟发掘，忽然从泥土层中发现了两只红色的鸟形绣花鞋，造型精美。接着，他们挖出一卷纸质的东西，打开一看，发现是用西夏文译的《维摩诘所说经》下卷。经文行距不直、笔画变形、着墨不均、偶有断笔，具有活字印品独有的特征。亥母洞发现疑似泥活字印刷的西夏文经卷的消息不胫而走，后经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鉴定会，专家一致认为，该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
据《武威亥母洞寺石窟遗址调查报告》，遗址自1985年发现以来，陆续清理出土了一大批西夏、元、明、清时期的遗物，数量多达上百件，其中很多文物是国内仅见。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鉴定，共有49件文物包括珍贵的佛经、西夏的记账文书、物品清单、壁画、藏传佛教的各种唐卡以及石雕像、泥雕像、西夏的双鱼塘画、丝织品、瓷壶等被分别定为国家一、二、三级文物。
一批无比珍贵的西夏文物
1989年的那次发掘，不但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西夏文物，还无意在建筑遗址上发现了另外3个洞窟，这使亥母洞拥有了4个洞窟。据《武威亥母洞寺石窟遗址调查报告》，每个洞窟中均有藏文经卷残页、泥佛塔、瓦当等文物出土。特别是1号洞窟，除出土以上文物外，还有各类泥石造像、瓷器、铁器、藏文石碣、残碑、泥陶范、壁画残片、丝织物等，还发现了4座喇嘛塔和被掩埋的木梯、人骨架等。
那么，亥母洞目前为止出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文物呢？第一类为西夏文文献，含5个部分：一是西夏世俗书籍。亥母洞出土《同音》是西夏时期编修刊印的韵书之一，仅存一页，页面及文字内容保存基本完整，页面高25厘米，宽17.5厘米。黄色麻纸，木刻本，上、下、右三边有粗黑双栏线，左边残，应为此页的版心，印有二字，残缺不全，疑为页码，文字竖行，行间有细黑线界格。页面保存文字7行，每行8个大字，每个大字下均附小字，一至二个不等，共计大字56个，小字61个。
二是西夏社会文书。亥母洞共出土了9件社会文书，其内容对了解和研究西夏时期凉州的社会政治、经济现状具有重大价值。包括“乾定戌年卖驴契及帐”、“乾定酉年卖牛契”、“乾定申年典糜契”等，为浅黄色麻纸手写本。亥母洞出土的西夏文契约和官方文书，大都有确切的西夏纪年和西夏文官印，是国内罕见的西夏时期的社会文书，反映了这一时期西部社会的实际社会生活状况，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三是西夏刻本佛经，包括《星宿母陀罗尼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说佛名经》《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种佛经》等多种珍贵西夏文佛经。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17窟藏经洞中，发现了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的《金刚经》印本，它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惜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现藏大英图书馆。《金刚经》流传广泛，影响很大，西夏将此经译为西夏文本，有多种版本传世，亥母洞出土的多种版本的西夏文《金刚经》，不仅增加了我国现存《金刚经》文字种类，也为研究《金刚经》的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新的佛教资料。
四是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亥母洞发现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为浅黄色麻纸纸质泥活字印本，经折装，有上下黑色单栏线，共54面，单页高28.5厘米，宽l1.6厘米，每页文字7行，满行18字，共计6400多字。经文有首无尾，内容尚存后三卷四品，经文第二行西夏文题款翻译为“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这是西夏仁宗帝号，据此判断，该经应是西夏仁宗嵬名仁孝时期（1141～l195）的早前或同时期发版本，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乾定年间的3件契约和记账单，说明印经时间最迟不晚于西夏乾定年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唯一一件泥活字版本实物。
五是西夏写本佛经。亥母洞发现了《呼金刚王八智变化八天母为生顺》等多种经集，为浅黄色麻纸，写本，合页装，两页合背，用黄色细麻线线装，共“五十三页一百零六面”，单页高14厘米，宽11厘米，每页文字5行，满行12字，首尾不全，首句译为“大干品盛经卷中说。”
第二类为藏文佛经。清代《祈祷文》藏文，织锦，白色，残断，仅存首尾两截，通长61.5厘米，宽24厘米，现存藏文14行，内容为“祈祷文”，文中提及“宗喀巴”之名及格鲁派教化兴盛长久之祈愿，两端绣连续变体万字不断装饰图案。关于织锦的年代，专家鉴定认为，其字体规则与乾隆时期体相似，应为清代所造，属宫廷用品。还有清代布地印本经文两件，残缺，尺寸分别为127.36厘米和136.35厘米，白粗布地，正反两面为黑色印刷体藏文或梵文经，正面为藏文《驱恶经》，背面为梵文《十相自在》，布地边缘有手写藏文一行。这样的祈祷类经文较多。
第三类为泥石造像。发掘出的西夏弟子头像，青石质，高17厘米，面轮10.5厘米。面部残缺，双耳完好，轮廓清秀，雕琢手法细腻。最珍贵的是西夏米拉日巴泥造像，泥质，通高30厘米，肩宽11厘米，散跏坐，右手举放在耳旁，头略偏，作唱道歌状。这是他传教的独特方式，瘦骨嶙峋，面带微笑，面部布满皱纹，身着袒右袈裟，长发披散在双肩上，全身涂金。
第四类是唐卡。其中最珍贵的西夏文殊菩萨像唐卡，纵67厘米、宽46厘米，绢地彩绘。中心主尊为文殊菩萨，主尊周围设上、下、左、右对称的34个方格，方格内分别安置佛教和世俗人物。主尊文殊菩萨头戴三叶冠，黄色身相，观自在式坐于青鬃白狮子所驮莲座上。双手作说法印。亥母洞出土的西夏、明时期的唐卡，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绘画艺术水平，也揭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内容。特别是西夏时期的3件唐卡，不仅反映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和发展，也反映出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各派，特别是萨迦派和噶举派在西夏佛教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第五类为佛教用品。包括藏文经版两件：一块长24厘米，宽7.5厘米，松木制，正面刻藏文四行；另一块长23厘米，宽7厘米，松木制。西夏五佛冠残件纸夹本由多层纸叠加裱合成莲瓣状，仅存两页，折叠式，每页高15厘米、宽9厘米。正面彩绘结跏趺坐佛像，一页上绘金黄色身相的南方宝生佛，右手施与愿印，左手禅定印，手心有摩尼宝珠。两页背面有一行墨书的少数民族文字。
第六类为生活用品。考古挖掘出的著名绣花鞋两只，长14.7厘米，宽3.5厘米，丝质，蓝色鞋面，白色衬里，鞋面上绣五彩花鸟纹。一只鞋尖上翘，呈鸳鸯回首的姿势，鞋两面依势绣对称的鸳鸯纹饰，上翘的鞋尖恰成鸳鸯嘴巴，构图生动形象；另一只鞋面上绣对称的缠枝花。两只鞋后帮内外加包一层白布，粗布鞋长26.5厘米、宽5.5厘米，粗布质，蓝面白里，鞋尖上翘，鞋面上有4至3厘米的白粗布补丁。这是一只男式粗布鞋，使用痕迹明显。
另外，还有西夏酱釉瓷扁壶，高7厘米，壶口内径1.7厘米至1.2厘米。底径4.3厘米至3.6厘米，椭圆形口，平沿厚唇，束颈，平肩，腹扁呈心形，台形底座，肩有桥形双耳，壶腹部正反两面有相同的模制纹饰，中间纹饰模糊，周边为一圈连珠纹。此外还有一件珍贵文物西夏团花蓝绸丝绸残片，长26厘米，宽15厘米。黑蓝色，上有白色印花两处，一处残，一处完好。印花圆团形，中心为法轮。
一处最早活字印刷品的出土地
活字印刷，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只在《梦溪笔谈》中有文字记载，而没任何文物可佐证。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对我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提出质疑。
争雄印刷史的源流，我国有两件事非同寻常：一是印刷术随文化流传各地。我国早在在隋唐之际就发明、应用了雕版印刷，这一重要发明对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又发明了省时省料、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术。这一科技发明被科学家沈括在其著《梦溪笔谈》中得以详细记载。《梦溪笔谈》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铁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二是见证印刷术的实物。南宋绍熙四年（1193），著名文人周必大在其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所记“用沈存中法”，即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这一记载真实地记录了在毕昇之后有人继承其法，再次实践。遗憾的是，这部《玉堂杂记》的泥活字印本没有保存下来。只有这两大学术硬件俱存，才能证明某个国度是活字印刷的发源地。
有理论渊源，但实物证据又遗失，这使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理论缺少了实物证据，因此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纷争。就在这关键时刻，1988年亥母洞出土了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本，它的出土，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学术界，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世界上活字印刷术的渊源。专家一致认为，近代中国的黑水城（今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流失到俄国，其中有西夏文泥活字《维摩诘所说经》。武威市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其中也有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此经与上述俄罗斯藏《维摩诘所说经》是同类活字印本，推定为12世纪中期印本，比宋朝毕昇发明泥活字约晚一个世纪，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专家考证，活字印刷术和以前发明的雕版印刷一样，作为一种文化积累、一种科学技术，它发明在文化发达的中国中原地区，很快就辐射传播，当时也传播到中国西北的西夏和回鹘地区，开了非汉字使用活字印刷的先河。
亥母洞出土文物数量多，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亥母洞出土的大批西夏文印本和写本佛经，是弥足珍贵的我国早期少数民族书籍版本，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佛教传播、印刷技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它是目前国内仅存最早的泥活字版实物，填补了我国泥活字版本的空白，在研究我国印刷技术、版本学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本栏图片由甘肃省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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