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出来的“土裁缝”

白银晚报 2016-05-27 15:25 大字

□王建国

我曾经学会了裁剪,妻子学会了缝纫,我们结合起来当了一段时间的“土裁缝”。我的师傅是一本《农村实用手册》,那上面有几页有关裁剪的平面示意图,妻子是通过拆旧衣裤再缝起来学会的。之所以叫“土裁缝”,一是没有拜师学过艺,二是只当业余的,不是专业的,我俩的专职都是教师。那段时间是上世纪7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前后,我们国家喊得比较响亮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搞得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生产却始终促不上去,国家物资匮乏,连最基本的温饱都不能保障。生产队每年分给社员的粮食只能够吃半年或者半年多一点时间,其余的口粮就得自己去想办法。我们村以及兴泉等周边的一些村子,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到中卫、银川、武威、张掖等地去筹措一些粮食,其办法大多是以物易粮,从兰州、白银等地,想办法买到一些紧俏的物资,比如廉价的香烟、茶叶、条绒、布匹等等,再去换一点粮食。当时,最时兴的就是买到廉价的白布,再做成衬衣去换粮食,这就需要缝纫机,于是我就抢先买了一台脚踏缝纫机。

那时候,买一台缝纫机绝非易事,一是机器太少,要凭票证去买,票证又要评议分配；二是一台缝纫机需100多元,这在当时也是个天文数字。我想办法得到了一张购票,又从亲戚朋友处借贷拼凑了162元,才买了一台上海蝴蝶牌缝纫机。自此开始,我们就成为亲戚朋友的廉价“土裁缝”。

起初,只做衬衫,用5尺多一点的白布就可以做一件不大不小的衬衫,到中卫、银川一带的乡村去,就可以换粮食。渐渐地形成气候,我们货源不断,星期天或者节假日就是最忙碌的日子。当时换粮食都是爬货运火车,不计运输成本,换来的一些粮食可充饥度荒。

后来,我们的缝纫水平在不断提高,亲戚朋友们以及其子女的着装也由我们包揽了。尤其是寒假期间,我们几乎成了专业裁缝,挑灯夜战,废寝忘食,日复一日,夜夜达三更。我们自己孩子的衣服,往往都是除夕夜才加工缝制的。一个寒假下来,我俩都会瘦一大圈。那时候,孩子们多,自家孩子就有10几个,加上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的就是几十上百个,每个都得关照到。因为那时人多机器少,都穷都忙,逼得我们不得不奉献。

再后来,村上及其周边的人们,渐渐地兴起了做有布料面子的皮衣,这又把我们逼成了学做皮衣的“土裁缝”。先是做小羊皮衣,叫做二毛子或者沙毛子。皮子是由皮匠做成的熟料,我先把布面裁制好,再把皮料照样裁制成型,里外一套,锁眼钉扣上领子,就算做成了。刚开始有些新奇的成就感,也不怕脏、不怕累,一件一件就应酬着做了,后来就越来越费劲了。有的人拿来做好的几张大羊皮,要求缝制新皮大衣；有的人干脆把旧皮袄拿来,要求翻新成布面料的皮质大衣,这不仅是又脏又累,而且裁制皮件,拆了旧皮袄,再缝制成新皮衣样,要增加工序、新技巧,逼得我们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新技艺。

渐渐地我们在村子里和周边亲友中小有名气了,各种衣裤和皮衣制件常年都有活干,星期天和寒暑假也都难得一歇。有几个寒假,村上剧团要演古装秦腔,剧团的负责人抱来些布料和丝绸,要我们制作男女妆的单件袍衫以及披肩之类的妆饰。我说从未做过这些衣物,他说,“你一看就会了,有什么难?”说着就丢下几件旧袍衫。我还能说什么呢?铺展量过,比对尺寸,就大胆地裁成片样,妻子也大胆地缝在一起,铺平熨展,交差完事,穿在演员的身上也能看过眼。就这样传开了,“土裁缝”也会做戏装了。这给村上的剧团省了不少的钱,剧团的钱是“牛毛出在牛身上”,这为村上的老百姓减轻了负担,于是乎,我们这对“土裁缝”在村上的口碑也就传开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这对“土裁缝”都调入景泰二中工作,偶尔也有人抱着布料来找我裁剪,理由很简单,我裁衣服合身稳当。但是,那时二中的师资紧缺,我的工作量很大,很难抽出时间来应酬这些琐事。应酬了几次,实在觉得他们有些勉为其难,我就只好婉转地推却了。毕竟我们是“土裁缝”,这不是我们的专业,不论怎么也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当的工作。

这就是我们充当“土裁缝”的大概情况,退休后,我的老伴双腿膝关节患上了老年退行性骨性关节炎,虽然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效果也很好,但是究其病因,恐怕与当“土裁缝”不无关系,当年寒假时又累又冻就是致病的重要因素。

人生就是这样,有奉献就会有牺牲。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奉献的过程,这样才算是有苦有乐有意义的人生。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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