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建与《贤劫九百佛名品》
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的写本《贤劫九百佛名品》，这件出自藏经洞的敦煌遗书，是仅次于后梁麟嘉五年（公元393年）的写本《维摩诘经》，是藏经洞中所藏较早的敦煌遗书之一。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安徽远距敦煌千里之外，为什么会藏有这件敦煌遗书？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位安徽人，这就是民国时曾任甘肃都督的张广建。
张广建（1864年-1938年）字勋伯，安徽省合肥人。屡试不第，光绪年间他流落到天津，住在一旅店中，既无店钱、饭钱，又身染疾病。在走投无路之际，当地士绅张士珍不仅管他吃、住，而且还掏钱给他治病，从而使张走出绝境。后张广建入淮军聂士成部，为军佐积功保举知县，分发山东。以善于奉迎，为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赏识，逐渐成为袁的心腹，累升至布政使。辛亥革命期间，代理山东巡抚，民国北洋政府甘肃都督、甘肃巡抚。
1913年11月，袁世凯任命张广建为甘肃筹边使，次年3月，张率一个混成旅进入甘肃，由于武器精良，凭借实力顺利地接替了赵惟熙而出任甘肃都督兼民政长，督理甘肃军政大权。当时的甘肃包括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张广建在督甘期间，任人唯亲，放手任用皖籍同乡亲信，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时在民间流传着“会说安徽话，便把洋刀挎”。如，政务厅长龚庆霖、土药(鸦片)局长蒯寿枢、警察局长王宗祐、盐务局聂光韬、秘书长许承尧、兰山道孔宪廷皆为皖籍。
前面所说的天津士绅得知张广建在兰州做了“大官”，也千里迢迢前来投奔他。当然张广建也并未忘恩，他于1917年任张士珍为盐务局长，后又调任武威县知事。民间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张士珍在这个肥缺上，大肆搜刮和敲诈勒索。被害者有的到兰州控告张士珍，结果张广建非但不予以受理，反而下令，谁告就抓谁。
张广建与幕僚谬托风雅，流连山水，赏玩文物掩盖其贪污腐化。当时五泉、白塔山各风景区，春秋佳日，车水马龙，酒食征逐。张广建好古，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兴焉。”一些人为运动肥缺，时亦步亦趋，搜救古玩书画。当时敦煌写经、阳关汉砖、武都龙骨、卓尼和贺兰砚台，皆成为求官的必备礼物。
张士珍听到谁家有古玩书画之类的古董，就不择手段地讹索，有的旧族世家被逼得含冤入狱，家破人亡。如马麟三家藏有沈周所画手卷，即利用其继母控告家产案讹索去。听到张美如后人手中遗留有王石谷画屏，即指使张姓寡妇，诬告户族吞产案讹索而去。张士珍在武威不到两年时间，就聚敛了七八万两银子。他将这些银子装在二十具骡驮子里，运回天津。用这些钱，他在天津开了一家“明义号”大米庄。在兰州中华路（今张掖路）开了家“明义号”绸缎庄，由其堂弟经营管理。
此外，兰州的刻葫芦还是由张广建倡导并“发扬光大”的。
兰州刻葫芦是全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间技艺，它主要是以刀或者针在葫芦表面进行阴刻，来体现中国传统绘画山水、花鸟、人物和书法，然后涂上松墨，令其线条明晰，成为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在民国初年，兰州刻葫芦只是作为儿童玩具在市场出售。后来张广建发现其艺术价值，遂成为其向京城官员馈赠的礼品。从而可见张广建还有着独特的审美视角。
张广建还癖好书法，平日临赵字，貌似松雪，后因其为安徽人，故又改习安徽书法家包世臣、邓石如二体，请在甘皖人张敬文传授笔法。
据说张广建写字要“万毫齐着力”，要“使用周身力量”。因此他在督署写字时，声嘶力竭的喊声传播很远，一些幕僚和副官一听到他的呼喊声，即知其又在写字了。他用笔常将笔锋剪齐，水梓曾评价其“所书拙劣无比”。即使如此，张广建仍自命风雅，喜题字作诗。兰州进士王世相（字悦岩）的后人曾藏有一把折扇，扇面为高炳辰所绘山水图，另一面张广建题诗一首：“名花开当贵，绰约挺仙姿。魏紫姚黄外，连枝并蒂奇。天香原一样，国色观双歧。惠我情何厚，嘉祥合两宜。”后面落款为“谢友人赠粉丹色并蒂牡丹五言律近作奉录悦岩兄议长一粲。广建”
张广建好古，兰州市古玩商出入督署，毫无禁忌，但他鉴别能力差，购入赝品不少。后来回到京津，开店批卖，始知为人所愚。
1920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后，随着北京政府直、皖势力的此消彼长，张广建失去靠山，在甘肃的统治无法继续，北洋政府鉴于甘肃省内外反张声势浩大。1921年被北京政府免职，离开甘肃到北京闲赋。结束了其在甘肃近七年的督甘生涯。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安徽省博物馆为什么藏有珍贵的敦煌遗书。原来，这些经卷都是张广建督甘时而攫取的，后来他将这些敦煌经卷带回了老家合肥，后辗转入藏安徽省博物馆。
□高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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