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与中国书法
王羲之书法造纸术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
楼兰残纸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二世纪至四世纪中国书法发展现状和生态环境及个性化的明显走势。把这一走势和先前的秦篆汉隶以及此后的南北朝，隋唐书法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比较就是对中国书法的又一个再认识的问题。
楼兰残纸中有几处提到了具体的书写时间地点人物，如“楼兰主国胡那羡”，“在楼兰”，“秦始四年”纪年，前凉西域长史李柏致焉耆王龙熙的信稿，张济文书手稿，敦煌要员视察楼兰等等。根据这些记载，除了对楼兰的社会生活状态和中原王朝与西域的交往有个大概的了解，还可判断出楼兰残纸的书写年代。楼兰残纸记录最早的纪年是三国魏齐王曹芳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最晚纪年是建兴十八年（330年）。
据此可知至少在252年—330年的78年里，楼兰仍在中原王朝的管控之下，尽管它的后期可能已处于社会极不安定的火山口上，因为在399年（距离330年69年）高僧法显途经楼兰时，这里已经沦落为“死亡之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时期书法发展的研究。在399年楼兰消失在茫茫漠地的时候，书法发展并未中断。一座城池没有了，而这座城池深埋在沙漠中的墨迹则完整地保留下来。恰恰是书写在这78年之间的500多件残纸简牍，弥补了中国书法在最重要的节点时期旷世久远的空白和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感谢无情的黄沙保护了墨迹基本不受侵害。
其实，楼兰城池在四世纪前后被黄沙掩埋，虽然从物质意义上不存在了，但是它在中国文化心理层面上却是永存的。它所秉承的华夏文脉并未因它的消亡而消失和断裂。相反，它成为了人们抒发情怀、寄托壮志的事物。
王昌龄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些诗作写于楼兰古城消失几百年后的唐代，此时的楼兰已不具有任何社会的、军事的意义，但是它仿佛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不断呼唤，不断暗示着中国文人骚客们什么。
借楼兰发思古之幽情，楼兰明月在，塞外秋风寒。这大概在昭示人们去发现深埋沙中的中国文化之根吧。
中国书法是华夏文明的结晶，“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注，见《中国书法申遗之路》007页）它在记录文明的同时，也让自身成长为独立的艺术，并在“众多艺术门类中曾经占据着主导地位”。
从约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金文至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书法完成了由具象到抽象，由记事到审美的过程。这一过程标志着书法美学和书体以及形制载体形式的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由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建立了新型的国家体制并影响至今（现在世界上所有的体制均源自于秦时的国家体制。注：见《鑫报》）。秦朝将春秋诸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统一整合为“车同轨，书文同”，立“篆”体为“国体”，由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以此三篇字体规范天下书写标准，以法律的形式颁令域内推广之。
秦篆，笔画尚直、圆弧均匀，字结构对称，粗细一致，从字体、笔画、结构对书写作出了规范，为后世所称道不已。其实，秦篆在书法定义上是一次倒退和阻隔。因为在秦篆产生之前，书法已经从大篆向隶书演变，这种演变是书法的必然进展。而秦篆强调并强化了大篆的箍意而扼制了隶书的随意和大众性，从书体上是由简向繁的退倾，从美学上是由“丽”向“僵”的倒退。
公元前202年汉朝诞生。新生的汉政权在政治上采取开明政策，在文化上也采用较为宽松的态度，致使隶书得以发展并成为主流书体。汉隶横长竖短，有波磔字型呈横势，挑波平硬，如折银钗。但是汉隶由于本身脱胎于篆体，且浓郁的装饰性，仍然面临书写较慢，不宜推广的弱点。因此，再次面临改革的问题。书体的“进化”与“蝶变”是以易写易读为基本原理的，它由具体到抽象的变异始终是在解决“两易”的问题。时至东汉中后期，一种以俗体书法——即行书的书体诞生并逐渐流行开来。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汉兴有草书。”我们暂且以此为据，其实，从居延、敦煌、武威汉简推断，西汉时出现了隶书的变异体，如居延阳朔元年牍和敦煌始建国元凤年牍等，《非草书》析解草书的起源之因：“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简化字体和简化书画促进隶书向其他书体转变。
行、草、楷等书体在东汉之际产生，（注，见《中国书法史·两汉》）论述：两汉四百多年是各种书体演变、孕育和产生的时期，隶书、草书和行楷书在笔法和形体结构上比之篆书相对单一均匀的格局，是大为丰富了。”
改良和拓展了书法本体，也大大加速了书法的成熟与完善。但是，这一时期的丰富书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存在于文字记载而并无实物的佐证。一直到了碑拓的挖掘和近代大量出土汉简才让人们一睹这一时期的各种书体的真容。但是，由于碑刻的二次创作产生以及木制的汉简书写载体的局限性，仍然对两汉及魏晋时期的各种书体有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之感。自两汉至今的2000多年里，人们都在不断寻觅并以拥有写在纸上的墨迹为最大荣耀而珍惜不已。从这个意义讲，楼兰残纸的出世就非同寻常了。
楼兰残纸墨迹，真实再现魏晋书法的原貌并起到了中国书法史的连接贯通作用。它上连秦汉、魏晋、下通隋唐宋元，开启了以“纸”为中心研究中国书法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和层次的新时代。
关于纸，史书大都记载为东汉蔡伦发明了纸。《后汉书》云：汉和帝元兴年（公元105年），蔡伦“乃造意用树枝、麻头及蔽布、鱼网以为纸”，供皇室享用，称为“蔡候纸”。随着近代考古发现，这一权威说法被证明是不能相信的。
文献中曾有过西汉时有纸的记载。晋代张澍《三辅故事》：“卫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来省疾。江充曰：上恶大鼻，当持纸蔽其鼻而入。帝怒。”《汉书》卷《外戚传·孝成赵皇后》篇记：“武发箧中有衰药二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颜师古注东汉应劭：““赫蹄，薄小纸也。”如文献所记汉武帝时（前140—前81年）就已有纸。其实，考古发现的实物纸比文献记载还要早得多。20世纪，在甘肃、新疆、陕西先后出土汉时古纸张9次。
1.1901年，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楼兰文书363张，写有文字。
2.罗布淖尔纸。1933年，由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亭燧遗址中发现。
3.查科尔帖纸，1942年在内蒙古额吉纳旗烽燧遗址出土。
4.灞桥纸。1957年在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取土工地发现。
5.居延金关纸。1974年在甘肃居延金关汉代烽燧遗址出土。
6.敦煌马圈湾纸。1979年在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发现，同时出土的纪年考证，马圈湾纸为西汉宣帝（公元前91年—48年）元康至甘露年间物品。
7.放马滩纸。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古墓中出土。
8.伏龙坪纸。1987年在甘肃兰州市伏龙坪一东汉古墓中出土。
9.敦煌悬泉纸。1990—1991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发现。此次共出土各种遗物7650件，其中简牍2500枚，麻纸十块，上有字迹。
天水放马滩纸出土时放置在死者胸部。纸面上绘有地图，最大残片5.6厘米，宽2.6厘米，纸面光洁平整，纸质薄软，表面有细纤维残渣，制纸原料为大麻枝叶。上有用黑线绘画的山脉、河流、道路、山崖。经考证认为，该墓年代在秦晚期至西汉初年。天水放马滩纸是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书写有图形的纸张。
兰州伏龙坪纸共为3块，被剪为17厘米的圆形纸片垫衬在一钢镜背面。其中一块上书40余字，一块上书60余字，字迹明晰可辨，字体为汉隶变楷的隶楷书。这9次出土的纸张实物为研究世界造纸业和中国书法提供了实证物品。特别是楼兰残纸先后5次发掘，发掘时间跨度（1900—1985年）长达85年之久，出土纸书共253张。楼兰残纸和其他8次纸张实物相对，具有以下特性：
一、纸品品质上乘。天水放马滩纸，敦煌马圈湾纸，敦煌悬泉纸，居延金关纸皆为植物纤维纸，纸质都较粗糙厚薄不匀，而楼兰残纸虽也同为植物纤维纸但纸面光洁度好，纸浆均净，色泽亮洁，表明在造纸工艺上已属上乘。
二、纸上书写文字。楼兰残纸都是写有文字的官方和私人文书，隶、行、草、楷书皆有，且似隶似楷，似草似行的“混搭”字体居多，为研究魏晋书法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纸书文本。
三、出土数量之多。楼兰残纸和其他古纸相比，是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如此大批量的纸在同一地区出土，为研究东汉造纸规模提供了想象空间，同时也表明东汉末年纸张已被大量使用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从而为魏晋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
四、信息交流的大众化时期来临。东汉末年正值中西文化交融的黄金时期。在丝绸之路上使用大量纸品，降纸了交流成本，提高了交流的频率和速度。使包括科技在内的所有社会信息能实现方便快捷的“转型化”的阅读，这可与当下网络对人们生活影响相比，楼兰残纸无异于一场生产力推动信息传播的伟大革命。
●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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