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王明理
□侯占良
老师王明理的两本书，改变了一个学生的命运，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上。
上世纪的1971年春天，商州中学一溜儿平房的山墙在一株老槐的掩映里，山墙的黑板上一行行魏体粉笔字和写字的老师引起了围观，看得最专注的是我，以至于口水流到下巴根都没意识到失态，只顾着打问写字者是谁？从此认识了王明理老师。
那年，我在一连二排（七十年代的中学年级叫连，班称排，谓曰军事化管理）任团支书，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我会吹笛子，进了学校宣传队，王老师是宣传队队长兼乐队指挥，我便有机会近距离欣赏他的才华。
那年的五月，石榴花开满校园的某天，王老师带领商县中学文艺宣传队到二龙山水库工地慰问演出，节目刚刚过半，在《深山问苦》中扮演小常宝的女演员，一个趔趄崴了脚，上不了台子。望着坎沿沟畔黑压压的几千观众，我们一帮学生娃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正惊慌无措间，一个头裹白羊肚色毛巾，扮相农民模样的老汉登场说起快板：“我老九活了六十整，翻身进了西安城……谁想今天真荣幸，要过潼关到北京。枯树开花朵朵红，死了的竹子又发青……”
是队长王明理老师！他的《王老九进北京》的快板不仅救了场，而且赢得了满堂彩。
王老师能拉大提琴，会弹月琴，敲洋琴等等。五十余年过去，至今记着他指挥排练时对我说的四个字：吹响，吹好。把笛子吹响我明白，每天早起一个小时，钻进后坡根，鼓腮聚气苦苦地练。至于咋个吹得好听，脑子里却终是一团浆糊。见我勤而无功，王老师无奈地摇摇头……
一个月之后，一天上完晚自习，他走进我所在的教室，送给我一本《笛子吹奏法》，并叮嘱我，这是他辗转托了三四个大学的同学才弄到，不敢丢了。
我用了一个月的功夫，把《笛子吹奏法》抄完，照书本里讲的流程，拔长音，练吐音，习滑音，坚持到毕业，开始上舞台独奏。一年后，被丹凤县剧团招收为笛子演奏员，成了我们那届学生中农村子弟为数不多的幸运儿。
王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兴平人。他不是我的班主任，也没带过语文课。缘于崇拜他的板书，每遇他给隔壁班上语文课，我们正好自习时，我便经常偷爬窗外，仿照他在黑板上的一撇一捺，“照猫画虎”地习学扁扁字。
他讲课，抑扬顿挫旁征博引，男中音，辅手势，比如讲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右手成拳沉绕猛挥，指挥乐队一曲终了时的范儿，目光凛冽，学生们说他有本事，歪（严厉）。个别老师背后议论他恃才傲物，这些说法也对，也不对。看遇谁。
记得放暑假前，学校团委组织团员到商中后坡的戴云山采风，由王老师领队，时间一周多，自带口粮，吃住农民家。村子十几户人，属全县养猪示范村，村支书更是闻名全省的养猪能手。采风结束写啥呀，学校没明确规定，王老师说随便，调查报告、通讯、报告文学，擅长啥写啥，有啥本事成啥精。
我作文的题目是：《好支书牛爱民》。暑假的前半月，给家里拾罢柴火，割够牛吃的草，我便步行五六里，拿了王老师的借书证泡图书馆。洋洋洒洒差不多把父亲一册废账本的背页写满，收假后战战兢兢地送给王老师审阅。我的过了万的狗爪爪字，难为了王老师一礼拜多。他改的错别字过了百，没有任何评语，却给了98分，是我从一年级念到高中的最好的成绩。老师的98分让我学习做事少了些许自卑，偶尔睡梦里，竟然异想天开地看到自己的作文，变为铅字，印成了书册。
半月之后，王老师给了我第二本书，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本书，读了多少遍，我至今说不清楚，能记得的是，每次读起来，眼泪就不分场合、毫无来由地流进嘴里。它让我明白了，好文章，情真，用字词要准确，简洁，形象，贵在细节的捕捉。它使我后半生弃艺从文，干了十七年编辑、记者。
毕业五十年了，似乎只是一日一宵。毕业后与老师交集不多，但老师送我的两本书始终珍藏着。老师的品质也自觉地传承着。比如以编辑为业的日子里，认真改错，手写复信鼓励有潜质的作者。比如退休后，在老师曾经当过校长的城关中学辅导学生习学乐器，言传身教外，发现好苗子，尽力推荐给音乐学院附中，等等。
这样做，不知老师可曾满意，心里没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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