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周刊归来者权佳果68岁的陕西蒲城人权佳果，当年著文批评文革，结果入狱11年。他为什么会那么做，勇气从何而来？
正在热播的影片《归来》，以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为蓝本，讲述了一个犯人从“文革”前后的劳改农场归来，重寻亲情记忆的故事。这只是一部电影。现实生活中，68岁的陕西蒲城人权佳果，当年著文批评文革，批判阶级斗争与个人崇拜，并因此入狱，11年后归来。
这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常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却干过一件胆大出格的事。
在文革甚嚣尘上的1968年，不到22岁的陕西蒲城农民权佳果怀揣一份五万言书，独自一人跑到北京，要和中央领导当面谈谈，批判阶级斗争与个人崇拜。
结果，他成了囚徒，在秦岭里挖了十几年山。但他不后悔，他觉得自己是对的，历史也做出了证明。
一个想和中央对谈的农民
■本报记者 孙强
“你有没有什么病？”
偶尔，这句问话还会在权佳果耳畔响起。这是一句京腔十足的疑问，清晰刺耳，带有一丝嘲讽。
老家方言把“病”念成“ping”，所以权佳果当时没听懂“bing”是什么意思，以为问他当没当过兵。他就老老实实地说：“我没有当过兵。”
已经过去整整46年的这个瞬间，仿佛是权佳果此生的一个注脚：在那个疯狂荒诞的年代，他的举动在有些人看来，确实病态十足。
但到底是谁病了，什么病，当整个社会变成喧嚣的泥沼，大多数人陷入狂热的漩涡，一个农村青年却保持着朴素而平静的理性思考。那个念头一经萌生，他就一不做二不休了。
“自投罗网”式的获罪
还有两三个小时天才亮，不到22岁的佳果跟谁也没说就悄悄出门了。摸着黑，他把里屋钥匙和一张纸条藏在草帽里，挂在外屋墙上。字条是前一晚写好的：“父、兄：我因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去一趟，不久即归，请勿寻我……”
这天是1968年3月3日。惊蛰未过，天有点冷。佳果只拎着个布袋，装着十几个黑馍。再就是棉袄里子上缝着个口袋，贴身揣着一本“书”。他走了一整天，足有一百多里。到了渭南火车站，花19块2买了张当晚去北京的火车票。
夜半时分。佳果上了火车。没座位，他坐在地上，不时手按胸口，生怕把那本“书”丢了。那是他写的一篇文章，90多页，连同附录近5万字，标题是《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两夜一白天，5号凌晨，到北京了。佳果问一个清洁工，中央办公厅在哪。老头手一指，一直走，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再直走就到了。
很快，他到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有块大木牌，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佳果明白了，扫路人给他指的就是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哪能进到中央办公厅呢。
上午八九点，大门一开，他进了接待站西边一个登记室，里面全是穿军装的人。他们问他来京何事，佳果说，要和中央交换一下对当前社会一些问题的看法。穿军装的一愣，问他有什么看法，佳果按按胸口，这儿有文字材料，见了中央领导再细谈。
穿军装的要去材料，不动声色看了两三分钟，然后还给他，朝门外一指，到后边第三殿去吧。
佳果心想，这下有八九成希望了，就三步并两步跑过去，却见门口挂着个牌子——“保卫处”。一个中年军人刚翻了几页那沓材料就叫起来，你反动。佳果并不怵，说，我是向中央反映问题来的，不是我反动，是这些问题本身就有问题。那军人更气愤了，厉声斥责“你反革命”。
佳果心想，高层领导制定了政策，你们这些下边的人只知道执行，能有啥观点。这样想着，他笑了。
那个显然是军官的中年汉子一见，大声责问，你乐什么！见佳果听不懂，改口说，你笑什么！佳果没理会，说，这些问题我必须和中央高层领导谈，你给我找领导去。
“你是有病吧。”保卫处把他关了起来。
一个青年农民的读书与思考
很多年后，权佳果才听说，那天上午10点多，北京“中央文革何同志”的电话就打到了蒲城县公安局，要求立即查查贾曲公社西贾曲大队的权佳果是个啥来头。
那时候，佳果的家人正忙着到处寻人呢。在很多社员眼里，沉默寡言的权佳果是个怪人。中午歇晌时，人家都休息，他却来回花3个小时、步行30里路，到县文化馆借书看。夏天天黑收了工，大伙都在院中乘凉，他钻到蒸笼一样的屋里，把长裤长衫一穿，哪怕再热也忍着，不让蚊虫叮咬影响看书。
佳果小时身体很弱，饭量却渐长，上初中时每天吃8个馍，二两一个，还吃不饱。那是1961年，秋收刚过，公共食堂解散了，粮食分到各家，权家那一点粮食要维持到来年麦熟。初中刚念了七周，有天晚上，父亲说，明儿不上学了吧，回来给家里挣点工分。15岁的佳果没吭声，第二天就去生产队出工了。
学不上了，书照样要读。父亲念过几年私塾，家里有些旧书，由此影响了佳果。在那个年代，能看到的书不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烈火中永生》，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著作影响着年轻的佳果。
他逮住啥书都看，哪怕是半张旧报纸。只是，他不喜欢《红楼梦》。他觉得公子小姐的琐碎生活，有什么意思呢。
读的书多了，佳果开始思考。宣传得好上加好的社会主义，为啥总是让人饿肚子。他认为当政者的农村政策，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胡思乱想胡作非为”。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县文化馆不再外借文学书，能借的只有马恩列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以及鲁迅的书。佳果在书架上翻来翻去，找出一本苏联人编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这是他看的第一本马恩著作，从此一本接一本看起来。
“一枚雀卵去碰碌碡，不知胆怯的究竟是谁”
如果不是读书，他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形。年轻的佳果没有想过。就像他没想到外面的世界闹翻天了。生产队成立了造反派革命组织，敲锣打鼓来到权家，高呼口号，让权父“把反动书籍交出来”。蒲城县先后成立了两家“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各自在名称后加了个括号，一是“临”，一是“筹”，互斗不已。乡里不识字的老人搞不明白，“‘邻家\’咋成了‘仇家\’？”
许多批判会佳果也去，但一言不发。到县城借书时，他细细地看大字报，想搞清楚这场“革命”究竟咋回事。他不相信闹嚷嚷乱成一团糟的这种“革命”能使社会变好。
他已经读了不少马恩著作，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农村艰苦生活的体验相遇，终于激发出思想的火化。立志要向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为了人类解放而斗争的他对自己说，该出手匡救时弊了。
1967年1月，他将一篇《论干部的高工资高生活水平问题》的文章寄给中央办公厅，此后又去了十余封信催问，却始终没有消息。
佳果暗想，不如找上北京去当面谈谈。从1967年10月起，佳果起草了一份上京携带的材料。他想从理论上探讨政策是从哪里误入了歧途——他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观点错了，文革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中央应当把主要工作转变到组织生产上来。
在第五章“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权佳果写道：“最严重的，是现在比突出毛泽东思想更厉害地突出毛泽东个人。将毛泽东作为神圣，要人们像对待圣像一样对他跪拜。谁要是胆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就要坚决打倒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旷古未有的空前地步。”
佳果是瞒着所有人偷偷起草这篇文章的。他把道林纸裁成64开，两面抄写，又装订成册，用牛皮纸包了个封面，看起来就和《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一样大。
多年后，权佳果比拟当年所作所为是“一枚雀卵去碰碌碡，但不知胆怯的究竟是谁？”那时，他揣着那本“书”，一腔激情，直奔北京。
叫嚷要和中央领导“会谈”的“现行反革命”
佳果不是不知道北京之行的后果。相反，他预感到会有极大的危险，搞不好会丢了性命。他自问：这次中共中央将会如何对待我呢？我将如何对待中共中央对我的对待呢？
“或许，中央认为我的思想基本上正确。这样，我便会和中共中央联合在一起进行共产革命。”他也想到了其他后果——“最可能发生的倒是这样的情形，这就是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监禁、杀害、各种精神上肉体上的活折磨……对此，我做了全面的彻底的准备。”
1968年3月15日，蒲城县公安机关派出两名军人把权佳果押回原籍，他进了县政府院内的看守所。
这时，公安已去家中抄走了他的16本日记、23册读书笔记，留给父兄的那张字条也被发现了。公安还在村里找了一些社员开会，屡次询问“他有没有病”。很显然，官方认为胆敢公然反对毛主席的，必是疯子无疑。
但人们都说，没有，他只是有点古怪，没听说他头脑有病啊。
多年后，权佳果见过当年的审讯笔录。问：你认为你写的这个“认识”正确否？答：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问：有错误的地方没有？答：我认为没有错的地方。
主审官念了一段强调阶级斗争的毛主席语录，问，主席的最高指示，对照一下你的认识，你觉得谁说得对？佳果说，主席的这些提法不对，没有讲出什么道理。
主审官忍不住了：我们严肃告诉你，你应该明白，你是在接受审讯，而不是跟你研究什么问题。佳果说，我知道，你们可以定我的罪，我在行动上都服从，但在思想上，保留我对社会的认识。
时隔多年，权佳果还记得他当时一字一句缓缓说出想法，为的是让笔录者一字不差记准确。他甚至在每句的结尾提醒“逗号”、“句号”。有个年轻的笔录员忍不住笑了。
佳果没有笑。他想，如果判了死刑，这就是留给人世最后的遗言。
1968年8月，蒲城县革委会决定判处权佳果无期徒刑。当年年底，渭南专区公安机关军管会批复决定，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下转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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