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近150名专家学者渭南研讨司马迁及《史记》
10月24日上午8时30分，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会议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在渭南举行。来自国内外近150名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专家学者齐聚渭南进行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司马迁精神核心：礼仪一统，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出的观点一致，也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近15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研讨司马迁及《史记》
24日上午，在渭南师范学院内，召开了《史记》与人文精神·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近150名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专家学者齐聚，研讨会为期3天。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张大可在会上表示，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史记》研究重镇——渭南师范学院，合力探讨《史记》精义与司马迁精神，这是一次高规格的盛会，也是对1955年因司马迁生年争论而取消的盛会的补课，意义十分重大。
据了解，渭南师范学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在2013年成立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同时，该学院还建设“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多年累积出版“《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十余卷，并建设“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展览馆”，着力发展和研究司马迁与《史记》。“该院编撰出版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填补了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渭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张金安说，“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的成立也成了陕西省社科普及基地。
研讨会上，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韩兆琦，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项羽文化研究会会长岳庆平，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黄朴民，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张新科，日本爱媛大学学者等人对司马迁及《史记》在文学史上、依法治国、国际文化界影响等方面做了论述，全面将司马迁与《史记》的地位与重要性做了阐述。
25~26日，专家学者还就《史记》与人文精神、《史记》选本研究、《史记》军事思想与军事文学研究、《史记》与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研究、《史记》在海外的传播等专题进行学术交流，并进行文化考察。
《史记》表现出了司马迁民族一统的进步思想
韩兆琦在谈到《史记》在现实中的意义时称，《史记》的思想内容及其艺术成就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鲁迅曾称其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思想、卓越的经济思想、强烈的民主性和崇高的理想追求。”韩兆琦说，在先秦的《诗经·宫》中：“荆蛮是惩，戎狄是膺”，他们都是排斥少数民族的，而司马迁却一直反对这种传统，提出各少数民族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一家人的看法。这种思想对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岳庆平提到，《史记》中的法治思想，特别是强调道德与法律的共同作用，主张有局限的法律平等及宣扬慎刑、宽刑等内容，极具现实意义。汉文帝时期的重大法治变革是废除肉刑，司马迁叙事言简意赅，在《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两处都有详细叙述，足可看出他对这一举措的赞同。
自《史记》问世以来，备受历代评论家赞誉，历代学者不断研究、不断挖掘其价值。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与研究。
礼仪一统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基础
在此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还就《史记》与人文精神主题做了专题研讨。研讨会上，各学者就自己研究的《史记》方向做了阐述。其中司马迁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院长丁德科及该院教授梁建邦、马雅琴3人作出总结，首次提出司马迁精神核心是“礼仪一统”。
“礼仪一统，代表着文明与进步。通过礼仪治国治家，是一种至高的境界。”丁德科称，司马迁这一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妙笔著文章的处事作为、理性与辩证的思维品质及尚古更崇今的人文风格。
在丁德科等人研究的关于《论司马迁精神》一文中提到，司马迁编撰《史记》，为的是再现历史进程，总结历史成败兴盛的经验教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给出礼仪一统的国家学说。
丁德科说，礼仪是文明，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是整个社会追求的目标，而礼仪一统就是国家统一稳定，民族融合团结，社会运行有序的象征。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礼仪一统的思想是相结合的，因此司马迁的精神也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
《史记》流传广泛 研究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
“司马迁的担当精神，这也一直影响着后人，尤其是司马迁诞生地渭南的人们，继承了其担当、不推脱、敢于面对的内在精神。”梁建邦说，司马迁除了礼仪仁心，他还一直主张社会统治者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以人为本，鼓励人民发家致富，让统治者引导人民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出的观点和司马迁《史记》中体现的民主、富强、公正、法治等思想是一致的，也是领导者对其精神的一种传承与弘扬，为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依据。”梁建邦说，司马迁与《史记》的精神具有超前意识，不仅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医学、军事学、建筑学、农学等方面都有影响，应该得到更广泛的发扬和普及。
张新科称，《史记》在国际文化界的影响在很早以前就有显现，《史记》隋朝时期已传至日本，明清时代传播更为广泛，到18、19世纪传播到欧美地区。
据史书记载，《史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传播到了朝鲜半岛，明清之际，在日本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史记》抄本、刻本，或选本、全本，数量在百余种以上，其传播和普及程度相当广泛。
国外一历史学硕士图曼曾于1955年12月，在前苏联的一场纪念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晚会上提到，司马迁真正应当在大家公认的世界科学和文化泰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华商报记者 贾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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